摘要：“人肉搜索”是一种现代“游街示众”性质的惩罚，显然超过了合理限度。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行为以及责任的普遍性、规范性、统一性、公共性。

近日媒体报道了一则号称广东“人肉搜索第一案”的一审结果：嫌疑人蔡晓青犯侮辱罪而获刑一年。话说去年底广东陆丰一名服装女店主，因怀疑一名18岁少女徐某在其店内试衣时偷窃一件衣服而将有关视频公之于网，发动网民对徐某进行人肉搜索，结果获得网民响应并导致徐某因不堪忍受舆论压力而投河自杀，结束了如花生命，蔡某则因此获刑。这其实并非偶然个案，类似事件天天上演，关涉诸多深层次问题，比如，言论自由的限度问题、私人惩戒问题、人际宽容问题等等。

基于何种目的、在何种限度之内，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可以利用公共网络或其他媒体进行曝光甚或人肉搜索，这是一个涉及言论自由限度的普遍而重要的基本问题，几句话难以说清，姑且打住，仅说几句私刑与宽容问题。

蔡某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私刑，一种原始同态复仇的现代表现。本人小时候经常看到圩镇上有“卖老鼠药”的据称行了窃，结果被满大街边暴打、边游街示众，现场惨不忍睹，窃贼死活未知。其他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地富反坏右”甚至“偷情者”、未遵守“合理密植而栽稀禾的破坏生产者”等等游街示众更是家常便饭。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政治性游街与复仇性私刑示众。徐某的行为与后一种本质相同，她变相行使了侦查、定罪、施罚等职能。“怀疑盗窃”并不等于“是盗窃”，即使人赃具在、证据确凿，也不应由其直接施加惩罚，她可以报警、可以依法索赔;即使施加惩罚，也不能超过一定限度。蔡某迫使徐某当场赔偿300元现金本已包含了惩罚(想必“赃物”价值不可能超过300元，差额部分可视为“罚款”)，仍不满足，非要进一步在事后穷追猛打。“人肉搜索”是一种现代“游街示众”性质的惩罚，显然超过了合理限度。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行为以及责任的普遍性、规范性、统一性、公共性。一个人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由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加以范导，对不当行为的追责、惩罚也是如此。而蔡某却以任意的、偶然的方式，对她认定的“违法行为”施加了超出“公罚”以外的“私刑”的额外惩罚。这种网络暴力与身体暴力本质上相同，都可以造成“违法者”身体或精神痛苦，实际上都是一种惩罚，与一些人抓住小偷后进行殴打、拘禁虽然情节不同但本质相同。试想，一定有不少偶然失足的轻微偷窃者宁愿被警察治安拘留、罚款(本案徐某责任限度不过如此)，也不愿被弄得路人皆知、很大程度上断了自尊的后路。

同态复仇思想还残余在很多国人大脑之中。他们遇事通常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凭借自己的意气，直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得理不饶人。你把车停在他位置上，他直接给你砸车;老婆出了轨，他猎杀“奸夫”;邻里纠纷死了人棺材抬进对方家中……其实，这些表现都是一种现代暴民行为方式，是丛林法则下的野蛮，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笔者在境外“乡下”经常看到一些私人空间贴有“……违者送官纠治”句式的警示牌。这表明，在文明社会，即使村妇民夫仍然懂得：面对违法行为，除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情况外，通常应该交由公权力依法处理，而非私人迳行报复。

这一事件还反应出部分国人的巨大精神缺陷：对待他人错误毫无宽容之心，倒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报复欲。一些原本主观恶性并没有那么严重、或按照统一罪责标准罪不当死的刑事被告(典型的如北京大兴摔婴的韩磊、唐慧女儿案中的强奸犯)，国人个个义愤填膺、皆曰必杀。一个十八岁少女，尽管在法律上已经成年，但怎么说都还是一个中学生、一个孩子。当她犯下错误、出现轻微违法行为时，应该有起码的治病救人的雅量，理应批评、教育为主，由公权力依法施加一定的惩戒也未尝不可。但蔡某将视频公之于众、进行人肉搜索，既非为了索赔(额外花时间、精力但无任何回报)，也非为了教育，仅出于强烈的复仇、泄愤动机，太不厚道。而一些网络暴民起哄架秧子，自以为站在道德至高点上，好像是嫉恶如仇的上帝替天行道似的，纷纷响应蔡某号召，以陌生人身份加入“人肉”与“咒骂”大军，汹汹如也。他们实际上成了共谋、帮凶，对徐某之死负有相当的道义责任(主要责任仍为徐某本人，因为“人肉”与自杀之间并无必然因果联系，归根结底它出于徐某的自由意志)。

有人说，如果央视曝光薛蛮子、黄海波、王全安嫖娼，导致他们自杀，是否构成侮辱罪?并想以此证明本案蔡某无辜。窃以为，央视做法固然存在问题，但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其一，央视是第三者，并非像嫖娼者配偶或其他相对受害人那样的当事人，且央视作为一个公共媒体与纯粹的个体也不尽相同;第二，曝光的动机、行为结果、社会意义不同;第三，薛、黄、王等毕竟是有相当年龄和阅历、见多识广的公众人物，对负面道德评价具有、应有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第四，最重要的是，央视即使构成违法且未被追究，那是因为管得了它的人不想管(甚至就是主谋)，想管它的人管不了，带有了政治性，并不能给其他人相同或类似行为赋予道德上、法律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