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

　　香港“占中”运动轰动一时。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错误的方式进行的一场运动，说到底是因为其内心深处的国家认同危机而诱发的道德危机，以要民主的道德高地来掩饰其道德危机。

　　错误的时间。政治运动往往有传染性，从台北所谓的“太阳花运动”到香港“占领中环”，都不过是模仿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仅如此，被一些西方人称为“颜色革命”的“占中”，还是发生在从中亚到北非再到中东“阿拉伯之春”的遗曲。正因如此，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时间。“阿拉伯之春”早已把相关国家变成了烂摊子。那些历经第三波民主转型的国家，选举民主即事实上的“党争”既没有带来期望中的平等，更没有预期的繁荣，而是更大的经济不平等甚至是政治衰败。在第三波民主已经回潮，“颜色革命”带来灾难之际，香港反对派非要逆流而上。

　　错误的地点。反对派学美国人搞政治运动，真是东施效颦，结果必然是南橘北枳。美国人“占领华尔街”，其实是在纽约中心公园，既不扰民，也不耽误经济命脉华尔街的正常运营。反对派倒好，一行动就“占领”香港的经济中心，企图瘫痪香港的经济命脉。香港是弹丸之地，瘫痪几条街就会给全城带来极大的不方便，何况香港历来是商业城市。

　　错误的方式。“占领华尔街”其实也就是一群愤懑的美国人搭起帐篷在中心公园自娱自乐。香港倒好，拿人家的娱乐工具当革命的手段，这与其说是民主运动，不如说是革命运动。民主是通过抗争或商谈而妥协，革命则是以不妥协的激烈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此的方式所要达到的诉求合情乎？合理乎？合法乎？以革命的方式对抗香港多数人的意志、尤其是对抗中央政府，怎么可能有百分之一成功的可能性？

　　道德危机。反对派所以要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以错误的方式搞革命，是其深层的心理危机所致。香港回归后当其经济上依然对内地居优势地位的时候，还能享受着“优等公民”的感觉。但是，中国的崛起和内地人的富足让很多香港人觉得自己的地位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种失落感勾起了他们往昔作为“西方人”的回忆。非殖民化后一些港人在国家认同上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是谁，公开认英国为祖宗实在说不过去，干脆把自己定位为“国际标准”下的世界公民。但是，世界上偏偏没有法定的世界公民共同体。失落感和认同危机产生了公共道德危机。正是为了掩饰这种道德危机，转而将香港所有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转换为政治议题，进而转化为选举问题，在政治议题上利用居道德高地的民主话语来安慰自己。

　　历经几十年的世界性政治转型，人们不再把以“党争”为核心的西式民主奉为圣经了。见多识广的中国人在民主观上也渐渐成熟起来，并不认为有了党争民主就是福。不但内地民众反感香港反对派所为，大多数海外华人也义愤填膺了。即使是特殊的政治安排，毕竟前提是“一国”，一国之内只能有一部宪法。在一部宪法的范围内，没有人是特殊的，任何人都没有所谓的“治外法权”。

　　香港反对派要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反分裂国家法》不是只针对“台独”势力。即使是“一国两制”，也不允许在香港搞危害国家的非法活动而不受制裁。▲(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