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更加平等” ——《动物农庄》 乔治·奥威尔

围绕张艺谋生几个小孩是人权还是特权的争论，虽然总体上舆论有比较正确的倾向，但有些问题还是含糊不清。这也不奇怪，价值观从来清晰、明了，高呼口号是容易的，但社会却复杂多变，从价值观到社会现实，从来都有一个变形、磨合、推理的过程。

为了更清晰的阐述，我就不管行文的流畅，采用问题的形式。

第一：声援谁?或者说，冲突发生在谁与谁之间?

和大多数人想的不同，从来没有所谓张艺谋与当地计生部门的冲突与对立。从张艺谋方面来看，做出了声明，第一个孩子是近视，所以可以生第二个，而现在有了单独新政，所以可以生第三个，没有违背政策。换言之，他了表态，认同计生政策。当地计生部门方面，即使到现在，除了反复说找不到以外，也没放出啥狠话，做出啥实质性的行为来。可以说，作为一个政府部门，为了张导，挨近骂名，可谓委曲求全。总体上看，双方还算默契，目的就是弱化舆论，混过去了事。

真正产生矛盾的是媒体舆论与张艺谋之间。所以，声援张艺谋反抗计生部门，即使从形式上也不成立，声援他的对抗，那就无从谈起。至于实质上，下文再谈。

第二：是人权还是特权?

人权是价值观概念，而特权是描述的真实社会中的权利的实施、分布状态。特权二字，从来都是一个描述相对状态的词。

特权是在承认人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出的一个相对性的描述。这个描述不但包含绝对性描述(人权)，也包含了相对性描述(特权)，是一个更多信息量的描述，必然更接近真实而复杂的社会。

既然如此，那么绝对性(人权)显然就不可能否定掉相对性(人权)的描述。比如，我说“万绿丛中一点红”，反对者不能用“那是红色来驳斥”。前者不但包括颜色的描述，也包括相对状态的描述，是个更多信息量的描述。

那么，我们就可以回答，是人权，但也是特权。特权与人权并不矛盾。用人权来否定特权，是错误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文章开头说，价值观简单明了，宣诵起来是容易的，但在社会事实中使用价值观，却需要一番推理与思量。

第三：如何得到的特权?或者，身份是什么?

紧接着的问题就是，他是如何得到这个特权的呢?有人说，张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也没有参与体制内分肥，所以，即使获得了特权，也只该被视为公民的一种消极逃避而已，也该支持。

这种说法接近问题的关键，即张艺谋如何取得特权。换个角度，即是他的身份问题：是一个体制外的成功导演与商人，还是与体制绑定、从体制分肉吃的人。

张艺谋是体制内导演，曾经担任政协委员，政协虽然不能说体制内，但要肯是合作者。某种程度上，张也是特定意识形态美学与价值观的宣传者，在《英雄》中，“秦王为天下”，“剑侠无名”被万箭穿心也是值得的。除了这些，从当地计生部门找不到，到体制内的电影制片厂无动于衷，驱逐记者，都暗示着张的身份。

当然，即便这样，如有些人所言，他没有具体参与计生部门的任何工作。那么设想一个场景，强拆的不是计生政策的执行者，计生的不是强拆的执行者。强拆的不去拆计生的房，计生的不去管强拆的娃。相互交换，相互给予特权，是否就都变成了值得声援的英雄呢?显然，问题不在于是否具体参与，而在于是否依附、赞同体制。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成功人士的社会资源远超过普通老百姓。到了张艺谋这个层面，饭局上攀攀关系，寻到一个相关部门的宽松，甚至相关部门的委曲求全，自是不难，归根到底还是千丝万缕的权力网络在起作用——不管是本身的还“租”来的。从这个意义上，张艺谋超生的问题，不在于多生孩子，而在于权力的庇护。

其实，不管那么多，只要张在声明中说一句，生育是公民的权利，以上推论全部打翻，所有骂声都会变成赞美。但是，这种与体制决裂的举动会发生吗?所以，我们支持杨支柱，因为他明确反对，而不是勾兑。

有人用集中营作打比方：“当集中营中的一些犹太人幸运的获得了逃跑的机会，那没机会逃跑的犹太人是不是应该去检举，制止他们逃跑?”但是，如果集中营利的犹太人扣押了一个德国军官，为了这个军官的人权，是否应该放了他?如果扣住一个军官的太太呢?

当然，社会是灰色的。从老百姓贿赂取得豁免，到贵与权的特权，并没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条线很主观。但在中国语境下，我还是愿意把权力的三亲六戚，朋友哥们都算进来。

为什么要这样?这就是第四个问题：这么做有积极意义吗?

中国的很多问题，正源于特权。当某些群体的权力越过了个人权利的边界，侵入了公民个人权利范围的时候，从被侵犯者的角度看，这形成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所以，特权是各种社会问题、各种不合理法规的始作俑者。当特权阶层可以不受这些规则制约的时候，就会更进一步地固化、强化不合理的规则，使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更加严重。

如果计划生育对权贵没有强制性，那么，计划生育就没有了任何居于庙堂之上的反对者，从而更无可能也无必要对老百姓软化。这不是对计划生育的瓦解，而是对计划生育的极大强化。所以，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一个因人而异的恶法比一个一视同仁的恶法更恶。

因此，不管支持还是反对，除了宣诵价值观冲动外，还必须依据现实的、能够更大的实现公民权利的逻辑链条。

支持张艺谋，难道老百姓能凭着“张都超生了，我为什么不能生”的质问获得豁免吗?难道无锡计生部门在找不到张的同时就放松了当地工作吗?显然不是。现实中，从声援张为英雄，到保障更多人的权利，找不到这样一个逻辑链条。特供食品的例子已经很清楚了，虽然安全的食物是一个基本权利，但特供的存在，只会延缓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所以，并不存在通过特权阶层绕过恶法，去达成消解恶法的逻辑链条，这种愿景是幼稚的。

相反，批评这种合谋与默契，反而可能有用。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批评并不指向张，而是其背后的权力网络，质问的是特权，指向的是特权的来源。

这种对特权的质问，正是消灭特权，推动历史、人权进步的源于人性的动力与途径。

压榨的本质不过是“我可以有，你不能有”的特权，而“王公将相宁有种乎”，实际上就是“凭什么你可以”。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吃饭是人权，暴君不准别人吃饭，只准自己吃饭，人民示威，要求暴君也不吃饭，结果不是全人类灭亡，而是大家有饭吃，反之，支持暴君吃饭的人权，注定人民没饭吃。同样的，多年前反对官倒，无非是“你有批条，为什么我不可以有”的质问，这没有消灭掉所有人的经济自由，反而促进了更多人的经济自由。

可见，特权群体的某项特权具有人权的性质，并不是维护这一特权的理由。只有当特权削弱，人权才能伸张。在历史中，君主立宪，往往也是君权不振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虽然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如理工科严谨，但道理与现实总是相映成趣的，而且来得很快：当特权受到逼迫，在舆论压力下，张艺谋的声明提及的一个理由就是，单独的新政让他可以生第三个孩子。这实际上就把新政是否应该具有追溯效力提到了公共话题中，为当下很多人的权利开拓了一条潜在的救济途径。显然，这比他成为英雄后的名“利”双收然后“闷声发大财”，具有更现实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