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四川老太“讹人”事件，还是以往类似事件，有一个共同点甚至核心点让我们无法回避，这就是——金钱。

今天人们已经不再讳言金钱，原本也不应讳言金钱。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既然人无法摆脱利益，那么，我们就必然与金钱相伴而行，甚至说必然要沾上“铜臭”。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是否与金钱相伴，而在与金钱相伴的同时，能否为金钱提供伴生品或平衡点。因为在重金钱的同时，还有一个避免堕入金钱的泥潭，尤其避免因金钱而泯灭人性和道义。当金钱成了一切，人生的意义必定丧失，到这时人便为活着而活着，这恰是所有低级动物都在做的事情。

实际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都在寻找正确处理金钱办法。以美国为例，其一直在平衡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在我们眼里美国人追逐金钱，搞金钱至上，如果不戴有色眼镜，我们会发现美国人远不是想像的那么热衷于金钱。比如，每个美元上都印有“我们信靠上帝”。这种追求金钱和精神的平衡，反映在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生产了一部部影响世界的电影大片的好莱坞，其除了赚取全世界人的钱外，还在传播金钱与精神的平衡观，这就是其电影中的永恒主题，英雄们都带理想主义和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在拯救社会乃至拯救世界，都要作最后的演讲或陈辞，这时又总能让人感动得泪盈眼眶。

或许有人说，那不过是“说说而已”，不可当真，追逐金钱仍然是美国人的天性。有一定道理，但简单作这样的判断也不准确，因为他们在说的同时，已经找到了实现物质与精神平衡的力量支撑。包括，基督教的“原罪”、法的规范、人性的促进。这又奠基于西方文明的三个源头：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罗马法。正是有了这三点，保证了生活在金钱主义社会的人们，没有被金钱淹没，而是在文明的道路上走出很远，且继续前行。

所以我们说，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太过霸权，太想以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改造不同文化和传统基础上的各国的核心价值，美国的文明程度还是很值得赞美的，否则全世界的精英们也就不会都往那里跑。美国也就不会产生掌握着数千亿美元的数万个慈善基金会，且每年还能收到上千亿美元的新捐款，这些捐款并不仅仅用在美国，而是用在全世界。更不会有那么多的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放弃优裕的家庭生活，到世界上最贫穷地区帮助受苦受难的人们，一呆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一生。

反观我们自己，似乎除了金钱再没有让人产生激情的东西，我们正在滑向功利主义的深渊。表面来看，当前的道德价值观紊乱，是由改革开放后出现教育失误所致，实际上这只是表象，更深层、更根本的原因是精神大厦濒于坍塌，由此导致价值坐标和评价标准的紊乱。

有人可能会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不是也有过一个阶段的道德高扬吗?的确如此。那时所以出现了“道德复兴”，主要基于两大原因，一个是特有的政治支撑着特殊的道德，即政治思维与政治话语系统塑造了一种异于传统，也异于西方道德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同时，我们还以自己的树典型方式有效引领着社会。另一个是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伦理道德与当时的社会形态吻合，也就是严格的户籍制度把中国人紧紧拴在一块土地，或一个工厂、一个社区，不流动的社会构成了中国的熟人道德：生活在一个环境中，失信直接影响着生存。

为什么改革开放后道德几乎一夜之间垮掉了呢?原因在于构成特有道德的支撑基础瓦解了。世界政治生态因冷战结束而发生巨大变化，由此导致两大价值系统和两大话语系统乃至思维方式并且的状况彻底改变，这个改变是西方那个系统仍存，我们的虽未见得消失，至少大大弱化，这必然影响着我们的伦理道德系统。另一个是人口大流动、大迁徙，将中国这个熟人社会变为陌生人社会，进而将熟人道德推向陌生人道德，我们社会没有适应之，结果只能是紊乱。包括典型引领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的很多典型，所以较普通人更出色，动因多源于外部，也就是政治强化，既然是外部强化，就极易受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这就是许多道德典型垮掉的重要原因，而每一个重大道德典型的垮掉，都外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并且沉淀于人们的精神世界，随时发生社会作用。

西方社会的道德为什么不太受世界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因为其道德原本不是建立于政治信仰，而是建立的宗教信仰，这就拥有了成于心的非外部强化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再者，西方几百年的工业革命，早就形成了自由迁徙基础上的陌生人道德。还有，他们并不担心世界上有改变他们的文化的道德者，没有外部冲击，就必然稳定。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说，要确立正确的金钱观、道德观，必须引入精神，以精神追求平衡物欲。那么，哪种精神力量更强大?不外两个：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西方人的慈善主要是宗教组织和公益组织推动，内在的是宗教信仰。中国的宗教信仰不追寻本体和本源，更多的是以满足人的欲求为重，再加上我们秉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教是鸦片”，如此，我们的道德建设就不可能借助宗教信仰，只能借助政治信仰。

如果我们的政治信仰仍然有革命战争年代那么强大，完全可以继续以此为支撑，坚守自己的伦理道德系统，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设计的共产主义信仰遇到了挑战，甚至是危机。因为，以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来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在“和谐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面前，找不到前进的路径，而新的道路尚未开拓出来，且短期内不可能开拓出来。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没有了政治信仰，就意味着没有了值得仰视的东西，没有了终极性追求，那么精神大厦就有垮掉的危险。既然我们的伦理道德奠基于政治信仰，而政治信仰面临的挑战和危机难以化解，一个无奈的结局，一个可怕的结论就产生出来，我们的道德恐怕在相当时间难以改观，像四川老太“讹人”事件将继续上演。

当然，唯精神论也会走向极端。除了精神的原因，也一定有物质生活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我们较西方最大差异在社会保障。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西方发达国家以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因此趋向精神，我们在这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故过于强调精神难免奢侈。

所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紊乱，要做治表性工作，但根本出路还是治本，必须寻找到中国人的信仰，进而建设起坚固的信仰大厦，以信仰奠基核心价值观及其价值坐标。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金钱之外的值得人们信仰的东西，这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而又现实的使命任务，不能推卸，也无法推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