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 （Ezra Feivel Vogel），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 新京报资料图片

　　中国需要更高的开放程度

　　新京报：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8月你到中国出席纪念活动，你认为邓小平给中国留下哪些遗产？对现在的改革能产生积极作用？

　　傅高义：邓小平结束了阶级斗争，并把共产党从一个领导革命的政党转变为一个启动改革以增强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的政党。

　　他确立了官员提拔的价值标准。把经济从僵化中解放出来，扩大市场作用以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他足够聪明且谦虚，愿意从全世界的成功案例中学习。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中国改革在哪些领域得到深化？哪些领域有待突破？

　　傅高义：中国在推进工业化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提升了年轻人的受教育水平，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中国如果要在教育和文化上实现全球领先，还需要对国外的思想文化和人才有更高的开放度。由于工资上涨，为保持国际竞争力中国需要更高的效率和更先进的技术。

　　新京报：你认为是否存在问题阻碍了进一步改革？

　　傅高义：中央领导人一直比较关心稳定秩序的维持，并树立案例以防地方纪律松弛。但中国若想要取得更高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发展水平，有必要给人民更多的自由，以获取全世界信息和观念。这也能够增强中国人民和外国人对中国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反腐败已带来巨大变化

　　新京报：你对这一届领导集体在哪些领域的改革印象深刻？你认为改革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傅高义：我认为反腐败的努力已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反腐败现在需要被纳入一个持久的法治框架中去。

　　此外，现在迫切需要找到一个稳定的地方政府财政基础。为减少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加强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和日本的国家领导人的沟通是很重要的。还有，公众希望他们的诉求能够被听到、他们的控诉能够被公正处理，而政府需要增强公众对此的信心。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中国当前的反腐败力度？

　　傅高义：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来约束公权力和私有企业之间的私人联系，这种联系导致大量财富累积到某些高级官员的家属手中。查处周永康案件表明，即便是高级官员，如果通过私人关系获得巨额财富，如今也是要受到惩罚的。

　　新京报：美国在高速发展的“镀金年代”，也曾经贪腐严重，美国是如何治理腐败的？有何借鉴价值？

　　傅高义：美国克服腐败之所以取得很大成绩，凭借的是相对开放的媒体系统和强大的法律制度。然而，我认为香港通过廉政努力在反腐上取得的成功，对于中国内地是一个更好的榜样。

　　新京报：和邓小平时代相比，您认为现在改革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哪里？

　　傅高义：许多人通过特殊的私人关系致富，现在很难控制他们。我认为，关于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中国需要建立清晰的规则。建立这些规则并构建一个能够确保其被充分实施的框架，还需要数年时间。

　　新京报：习近平提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把依法治国作为行动纲领，你认为建立法治国家最关键因素是什么？

　　傅高义：我认为这需要一个独立于地方行政领导的司法系统。要防止地方官员干预司法案件，以确保民众对地方官员的诉讼能够被公平地对待。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不应受到干涉，司法机关的官员应该训练有素，能够做出专业的决策。

　　习近平是强有力的领导者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有哪些？

　　傅高义：要继续反腐败，但要注意不要让官员因为害怕受到打击而反对。

　　找到一个稳定的地方政府财政基础，这样地方政府就不需要以贩卖农村土地来获取收入。

　　在不危及稳定的情况下，增加人们学习和讨论更广泛议题的自由度。长远来看，新技术将使得限制民众获取信息变得越来越难，政府需要走在这种趋势前面，以避免成为公众批评的对象。

　新京报：中国的改革对中国和世界有何影响和意义？

　　傅高义：有意义的改革不是靠制定一些政策，而是靠将这些政策持续地落到实处。中国的改革自1978年以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中国能很好地应对这一进程，将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大为有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的。

　　新京报：你对中国改革的前景有何看法？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

　　傅高义：习近平已经表明，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能够大胆地打击腐败等问题。我乐观地认为，中国未来会有许多进步。

　　新京报记者 萧辉

　　长远来看，新技术将使得限制民众获取信息变得越来越难，政府需要走在这种趋势前面，以避免成为公众批评的对象。

　　——傅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