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希同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硕士，清华大学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会成员

“占领中环”非法集会已经持续了接近两个月。无论是在政治、金融还是民生领域 ，这场运动都给香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一些西方媒体有关“占中”的报道，往往只谈及表面现象，却忽视了深入地考察其来龙去脉，使得舆论囫囵吞枣地分析香港的现实与未来，产生许多不实、肤浅的看法。简而言之，笔者认为个中原因有二：第一，一些西方媒体会把香港视作一个被“西方化”的国际大都会，深信西方理论和西方价值的“普适性”，而且会倾向把西方的理论价值套用在香港的问题上，认为西方民主能够完全适用于香港，而忽视了香港的东方和本土特质。第二，它们很少会从香港过往的经历、故事、人物、制度、政策和历史事件去思考香港的问题。结果，这种先入之见和对香港有限的知识导致它们所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往往不切实际。因此，笔者认为要了解香港的现状，就必须考虑到香港的本土意识，并从历史比较中分析香港问题的成因，发展规律，揭示其本质。笔者会从港英政府的体制及管制策略，香港人的特性，香港人的政治文化的角度来了解香港反对派人士的思维。

80年代之前，当港英政府在抑制香港民主化的同时，它亦考虑到如何跟中方谈判有关1997香港回归的问题时取得讨价还价最大的筹码。而英方的策略便是从行政吸纳，精英培养，教育系统，赢心洗脑，形象重建中培养出香港精英阶层和市民对殖民政府的支持，塑造香港市民的本土自我意识，尽量使香港人在身份认同和思想形态上与国内的形成对立。它令香港处于“独立”状态，给香港回归后跟国内的接轨工作造成困难，甚至为今天香港的困局埋下导火线。

行政吸纳政治

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以“行政吸纳政治”来概括港英时期香港的政治体制，意思就是指港英政府以各种荣誉性和实质性的任命将华人社会的精英分子吸纳到行政机关中去。“行政吸纳政治”旨在笼络本地香港华人精英，让他们成为殖民政府的拥护者，从而提高殖民统治的“认受性”，并尽量防止社会上出现不受殖民政府控制的政治势力的抬头。香港的华资商人深知他们无法动摇殖民政府的绝对权力，所以只能压抑自身的政治野心，表现出对殖民统治忠心耿耿的态度，来换取港英政府的恩宠，器重和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这种以官商结合和华(商)英(官)结合的体系培养了以反制中央政府和爱国力量为己任的泛民派和“亲英”，“亲西方”势力。以频密向英方救助的李柱铭，陈方安生为首的“亲英”分子致力使殖民民政府在管治香港的最后岁月和回归后有足够能力去保障英国的利益。可是这批受港英政府扶植的反对势力在回归后失去了英国人的包庇，同时又受到中央和特区政府的限制，不能够在现在的局势下有所作为。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大力动员舆论和民意作为抗争手段，向中央，特区政府和建制派展开攻击。由于泛民派和亲西方分子变成被主流排斥的边缘势力，他们便对在香港拥有优势和社会地位的精英阶层产生一种强烈的抵制，怀疑乃至憎恨的情绪。这些势力对香港政府有天然的不信任，而行政长官及政府高官暂未实现普选，促使他们这种不信任变为反感和反对的政治意识。行政吸纳政治培养了香港的本土精英，也培养了他们的自我意识，使得他们对港英政府感恩戴德，即使不能认同自己是英国人，但也不会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会认同自己是“香港人”。

教育制度

除了透过行政吸纳政治，港英政府亦推出教育计划和透过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精英再生产机制，不断培养出优秀的本地华人参与殖民统治, 成为当地社会的领袖人物。在印度大力推行英语教育的麦考莱(Macaulay) 说过：“我们目前必须尽力培养一个特殊阶级，使之成为英国政府及治下广大子民的传译者，这个阶级，有印度人的血统，印度人的肤色，但有英国人的嗜好，英国人的看法，道德及思想。” 而香港大学不但有着培养“黄皮白心”华人精英的功能，它还肩负着冲淡由新文化及五四运动所引起的民族意识的作用。这个系统下所培训出来的本土精英在内心中认同的是用英文交流的西方世界。而以英文为教学语言不但使中文以及普通话被边缘化，更损害了香港的教育制度，令许多香港的学生难以跟大陆人交流，甚至有抗拒普通话的迹象。由于当时的文化主导权被英国人掌握了，结果压制中文教学，推崇英文教育的政策令中港两地的思想，文化变得更加遥远，甚至令社会高度分化对立。

洗脑赢心

强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一书中提及到“洗脑赢心”这个概念。意思是指殖民政府因应当时“六七”反英抗议运动而成立了“香港心战室”，并透过新闻，宣传，报告，演讲，教育，研究等各种手段把反殖民主义运动描绘为“恐怖主义”，从而制造“恐怖主义的氧气”, 令广大市民对反殖民运动产生恐惧，以配合港英当局的武力镇压，达到维稳秩序的效果。“洗脑赢心”便成为殖民政府压制香港反殖民运动和左派势力的思想战略。它们把反帝国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绑紧在一起，把社会主义所引起的暴动宣传，描绘为“恐怖主义”，从而抹黑，歪曲和丑化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运动。结果“左派”、“中国”、“文化大革命”、“共产主义”等词语就被塑造成一种恐怖的政治图景，制造出极度的恐惧心理效果。“洗脑赢心”计划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使得“恐共”，“仇共” 在市民心目中蔓延，这增加了香港市民对香港回归的排斥心理，一定程度上成为陆港矛盾的诱因。这个计划不但令许多香港人对中央政府产生疑惑或不信任，而且香港的左派，反殖民运动更加强了港英统治秩序的正当性和对它的支持。 “洗脑赢心”计划把香港左派彻底妖魔化，导致今天某些香港媒体使香港的同胞与中央建立良好关系增添困难。

民生经济问题和激进反对势力的鼓动

今天香港的社会矛盾除了归咎于殖民政府的管治手法以外，“占中”非法集会亦由民生等经济问题而引发。回归以后，香港贫富差距扩大，草根阶层人数增多。现今香港社会阶层分化比较明显，阶层间的矛盾尖锐，对抗性比以前强。据香港特首梁振英所说，过去十年有110万市民收入不升反跌，令“贫富悬殊”成为抗争的土壤。当中产阶层不断萎缩，低收入人群不断增加时，社会容易出现“仇富心理”。这个问题亦成为了香港社会阶层分化的导火线。由于草根人士生活水准得不到改善，难以向上流动，而富裕阶层的财富又不断积累，一些市民可能会出现一些较激进的行为，希望通过激进的社会改革去改变其地位和生活水平。香港的一些建基于社会草根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向劳工等草根阶层宣传：香港只有发展民主，打破工商资产阶层垄断权力的局面,才能有草根阶层的美好生活。这些长期受到心理压抑的草根阶层便成为激进民主派的主要市场。他们认为现时的政府由于并非选举产生，令工商界完全主导香港政治发展及社会经济政策，不少政策偏重工商界利益，使基层生活缺乏照顾。所以要改善基层生活就要改革社会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

一些激进民主派会鼓动草根阶层对香港和国家的前景产生不乐观的态度，使他们担忧日后中央政府会干预香港的内政，收窄港人的自由空间，改变香港的现状和破坏香港的制度。所以，一些草根人士从实用角度出发，支持以激进的方法去改变社会现状，改革现有制度和争取所谓“真普选”。除了激进民主派以外，还有一些政治投机分子打着抗议地产，金融霸权与早日实现所谓特首真普选的口号，纠合力量组织“占中”非法集会，企图威胁中央政府，而且惟恐天下不乱，还把香港地区事务国际化。激进分子的言论和行为不仅对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扰乱了香港的秩序，而且也影响到香港人对内地和国家的认识。他们导致社会争议高度政治化、情绪化、非理性化，导致不断出现人身攻击和人格诋毁的现象，令反智、反精英、反政府、反权威意识泛滥。

结论

价值观的差异，意识形态的不同，信念的差别，语言的差异，身份认同的分化，都成为香港回归后的潜在问题，更成为现今社会分化的导火线。殖民政府通过行政吸纳政治，教育系统，洗脑赢心等管治策略，令香港的本土意识和国内的思想文化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而且更令港人对中央的怀疑态度几乎决定了他们各种政治争论的理解和取向。以英文为教学语言的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令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教育被边缘化，激进的学生甚至贬低中国文化和教育。洗脑赢心计划令不少港人到现在，都对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产生恐惧。为了让香港本地精英拥护并认同英国或西方文明，殖民政府甚至透过把英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塑造为高等文明，把被妖魔化的中国文明贬低为劣等文明，把中华民族贬低为劣等民族或野蛮民族。加上源于回归之前，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内地为高而产生的优越感，所以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某种程度上是与内地人“作对比而确立的”。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的《香港人的身份与国家认同》报告指出，在2014年只有8.9%的受访者觉得自己是纯粹的“中国人”。而同年有26.8%的受访者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接近七成(68.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及“香港人，但都是中国人”，以即以香港人身份为优先。

这种负面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香港今天的困局，因为某些“占中”分子潜意识里抗拒与大陆共同发展，不愿意与大陆接轨。同时间，由于回归前港英当局制定了保护工人福利的法律，建立了廉政公署政治吏治，兴建公屋，居屋改善香港人的生存环境，实施九年免费教育，这一系列的政策培养了香港人安居乐业的本土意识。加上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在竞争中胜出，达到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目标，令香港的本土意识不断增强。伴随着香港人强烈的自我认同，产生出一种骨子里满足安逸的优越感。可是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内地快速发展，使得其在与内地的关系中龙头地位日渐消失。这对香港人原有的优越感形成冲击，也使他们产生被边缘化的感觉。香港的问题在于“一国不足，两制有余”。所以香港人要是在竞争日渐激烈的21世纪中保持竞争水平，就一定要改变旧有的想法，加强港人对国家的观念和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考虑经济上和意识上如何跟内地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