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围绕刑法第九修正案相关修改的讨论，在法学界、实务界热度不断。2014年10月27日，刑法第九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其中，第三十五条，拟将“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和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的”，纳入妨害司法之扰乱法庭秩序罪，最高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部分学界与实务界人士担心，由于这一条的修改，“敢于法庭抗辩的律师或将在现实中受到严厉约束”。

现行《刑法》中的扰乱法庭秩序罪，主要规制的是“聚众哄闹、冲击法庭和殴打司法工作人员等行为”。从对扰乱法庭秩序的一些行为入罪，到对法庭秩序构成威胁的某些言辞入罪，这在立法上是不小的跨越，也是近些年来“不少地方法院及相关机关”所反复主张的。毋庸讳言，此举意在对法庭秩序做进一步的强调与维护，而在实务操作中，民事、刑事以及行政等三大类诉讼，确实也不同程度存在法庭秩序遭遇冲击的情况。

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并不在于法庭言辞入罪这样的立法尝试，能否有效维护法庭秩序，以及这一套秩序背后所代表的司法权威，反而要看到并试图求解，什么样的方式与突围路径，才能真正维护与挽救司法的权威?

事实上，尝试让藐视法庭入罪，近些年来被视为与国际接轨的某种提议，反复有代表委员提及。2012年至今，一些刑事案件出现刑辩律师对包括审理程序在内的法庭审理诸问题当庭提出不同意见，而这一此前并不多见的对程序较真的行为，被一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适应”，甚至视为“闹庭”。201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人民法院报》上刊发署名文章，探讨冤假错案的防范问题，正面提及并解答了一些关于刑辩律师“闹庭”问题的个中困扰。律师作为一种现代国家刑事司法的制度设计，其存在便是为了“与控诉方形成一种诉讼对抗关系，防止对犯罪的指控成为一种潜在的犯罪认定”，是为了“防止一边倒，通过立法安排刑事辩护这样一种对抗力量，从而形成了诉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格局”。

回到制度设计的初衷不难发现，对控辩审三方角色的设定一直存在，但也一直执行得不太到位。所谓“不到位”的最主要体现，便是审判机关角色的错位，成为第二公诉方，以及控诉方(以及身后的侦查机关)权力的扩张。侦控审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互相配合”多于“互相制约”，所谓“兄弟单位”的情愫泛滥，原本应当居中裁判、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审查证据合法性与证明力的案件审理者，成为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把案件办成“铁案”的某种配合者。

在这种情况下，刑辩律师的态度成为庭审是否“和谐”的关键：默认侦控审的一边倒，看起来和谐，事实上却完全违背了刑事诉讼设计的制度初衷;而律师选择说出程序上存在的问题，制度意义的抗辩效果凸显，但也让习惯了一团和气式庭审的司法人员感到措手不及，被视为某种不驯服、不尊重。最高法副院长张军也曾坦言，上述情况的出现，是由于“更多的案件，是因为程序上欠公正，该做的没有做”。多方着手的检讨与反思，或可更有效、多元、全方位地探求司法“失落”的原因。

维护法庭秩序与司法权威，在法庭言辞上对诉讼参与人员做更严苛的要求，其立法用意并不难以理解，关键是在法庭言辞入罪前，仍需要非常理性、冷静地评估，现有法律规定是否足以维护法庭秩序?必须强调和重申的是，重树司法权威，尤其需要从制度设计的核心框架中去寻找问题、求解答案。

法官是否真正做到了居中裁判，纠问式的庭审痕迹是否从制度上得以消除，相较于辩方律师的某些不驯服，控方乃至侦查机关对某些案件的超凡影响力，同样需要寻求抵御与制约之道。毕竟，回到往日的控辩审的“一团和气”非立法者所愿，一场高水平的诉讼，控辩双方的有效对抗，法官的居中裁量，于司法公正而言，都兹事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