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专政最初产生于古罗马共和时代，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作为应急措施的专政、过渡性专政体制和常态性专政体制三种典型形态。任何形态的专政在法律层面上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即存在一种超越于法律之上、免于合法性审查并不受司法管辖的权力。专政与法治的矛盾关系因具体专政形态的不同而具有不同性质，而常态性的专政与法治是根本对立的。按照马克思的专政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属于过渡性专政体制，仅仅存在于社会大革命的特定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意味着专政的结束。由于马克思的专政理论受到误读和误解，社会主义实践中曾经出现了过渡性专政向常态性专政演化的趋势，导致法治原则被完全排斥。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走向法治的历史进程，需要对专政与法治的关系重新定位。

　　一、前言：一个假定的前提

　　近来，关于专政与法治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人主张要继续理直气壮地坚持专政，专政和法治并不矛盾;有人主张要大力推进法治，而专政与法治不能共存。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似乎各有所据，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在观点相互冲突的同时，也有重叠共识，即，尽管争论双方对于专政的选项各持己见，但是对于法治的选项却共同予以肯定。这倒是一个可喜现象，表明了社会观念的进步，因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成为一个法治国家”这个问题，三十余年前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直是给予否定回答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自1999年“法治”入宪以来，国家治理必须坚持法治原则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念，以至于在当下的中国，已经不大听得到对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中国的公开质疑。

　　如果参与讨论的人们确实真心实意地而不是仅仅口头上把走向法治当做一个既定的和不容背弃的选择，那么，关于专政与法治的讨论还是可以理性地、平心静气地进行的，因为讨论双方有了一个共同的前提——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走法治之路。当然，仅仅靠法治也不行，法治不是万能的，离开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等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也不可能达成理想的目标。但是，话又说回来，既然走法治之路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既定前提，那么，其他方面的选项就要与法治不相矛盾才好。考虑到从人治向法治转型不仅是一个特别复杂和艰巨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我们在法治的路上行进时，基于轻重缓急的考虑权衡，有时候可能以退为进，不得不采取一些在一定程度上与法治原则有某种矛盾的选项，这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如果某个选项是从根本上排斥法治的，就只能予以放弃，要不然就得放弃我们共同认可的讨论问题的前提。如此一来，是否应当走向法治也就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又回到了三十余年前的状态。

　　由于本文作者假定，关注和参与专政与法治讨论的人们都是法治选项的坚定支持者，故而本文不再去讨论何为法治以及法治选项的合理性、必要性等问题，而只是对于专政体制与概念的起源和演变及其与法治的多重关系作出梳理，供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