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最近发文，指出近年来落马的一些“大老虎”背后，多有一帮官员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形成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散或紧密的“帮派”“团伙”。并首次“命名”了三个：“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三大帮派”的公开有什么弦外之音，反腐该在哪些层面发力？新京报专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

　　【访谈嘉宾】

　　李永忠（制度反腐专家）

　　“帮派”现象公开化，打击也需公开化

　　新京报：“秘书帮”“石油帮”这些说法，之前都是坊间传闻，这次新华社公开做了报道，对这种帮派现象“公开化”，您怎么看？

　　李永忠：去年12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从现实来看，这种拉帮结派现象，确实从“深潜”转向“浅潜”甚至干脆浮出水面。在一些政治生态恶化比较严重的地方，这种腐败现象已经从不公开到半公开，甚至到了公开的地步。

　　上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官场就流传一句话，叫“入党不入伙，等于白忙活”；到了2000年之后，又开始流传两句话：“进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白进班子”。这种变化从侧面印证，“帮派现象”已经公然出现了。既然帮派现象公开化了，那么对其的揭露、打击，也就需要公开化，才能有力并有效。

　　新京报：那么，中央关于拉帮结派等现象的表述从“决不允许”到“决不容忍”，意味着什么？

　　李永忠：“不允许”指的是“预防可能还有办法制止住”，“不容忍”就是要用坚决打击的办法去解决。“不容忍”就意味着会用更多的打击、严惩来表明态度，不是一个嘴上纸上的规定了，说明中央的态度是更加重视了。比如说谈到领土问题，就不是“不允许”，而是“不容忍”，侵犯就要打击。

　　帮派形成离不开“共主”“共利”“共类”

　　新京报：现在所说的这些“帮派”，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李永忠：一个团伙能不能称作“帮”，可以看几个基本特征：首先，它得有一个“共主”，就像过去黑社会的帮派一样，要有个“帮主”，就是有一伙人认定的要追随的“头领式”的人物；其次，得有“共利”，有共同的利益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第三，得有“共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做好事是这样，做坏事也是如此。其中，这个“共主”也就是“老大”级的人物，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会对依附并跟随他的人产生巨大影响。

　　新京报：“帮派”的垮台和过去常说的“官场地震”“窝案”有什么区别吗？

　　李永忠：当前党内出现的“帮派”势力与过去的“窝案”不可同日而语。过去查处的“窝案”虽然人物之间也有关系交集、金钱往来、利益牵连，但“共主”的地位、“共利”的捆绑、“共类”的聚集并不很明显和突出。现在看来，一些“帮派”“共主”的地位越来越高，可随意支配的政治经济等利益越来越大，其成员对其的依附性越来越强。周永康案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凡依附于他的秘书、部属、亲信，都获得了更“实惠”的好处、更快速的升迁。随着“共主”地位的越来越高，可自由支配的“共利”份额就越来越大，依附于其的“共类”成员也越来越多。几个帮派之间甚至出现交集和叠加，致使其“系统性”更强，交集面更广，影响程度更深，形成的“腐败网络”更大。于是，一旦出问题，塌方的范围也就更广，受损的程度必然更重。

　　新京报：这种“帮派”有历史原因吗？

　　李永忠：在历史上，有两句话叫“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注重名誉的，在朝廷上争；注重利益呢，就在市场上争。两者紧密结合的有，但不太多。

　　由于我们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就容易出现既争名又争利的紧密结合。既要让权力不断得到提升，又要让“好处”不断膨胀。因为我们处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不是纯粹市场自发的行为，如果监督缺乏，帮派之争在名和利的结合上，就容易沆瀣一气。权力主导转型，这是我们的特点，也是我们的优势，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监督必须跟上，不跟上的话，这么巨大的利益空间，不让“有形之手”寻租，几乎是不可能的。

　　尽快赢得遏制“帮派”现象的“空间”

　　新京报：从媒体报道的一些案例来看，感觉权力集中、资源集中的领域，比较容易形成“帮派”？

　　李永忠：上世纪80年代我写过一篇文章，讲到凡是资金密集区、资产密集区、资源密集区、权力密集区、项目密集区，都容易成为腐败的滋生地、蔓延地。这种说法用在帮派上当然也合适。“无利不拉帮，无利不结派”，失去监督的绝对权力要想在上述领域获得更大好处，拉帮结派必然成为首选，因而“帮派”也极易形成。

　　新京报：从治理的角度看，当下需要在哪些层面发力？

　　李永忠：我归纳了三个字：一是“打”，对于“帮派”势力猖獗的地方和部门，要通过加大打击的强度、高压的力度，让其不敢拉帮结派；二是“用”，对于那些清廉的、有操守的、有能力的、不参与拉帮结派的官员，要大胆起用，以形成正面的用人导向；三是“改”，要尽快改革现行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实现“三清”（即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最终实现不能拉帮结派。这三招就是重治标更重治本的做法。

　　新京报：更具体地说，当下的“改”该从什么地方突破？

　　李永忠：“帮派”形成的根源之一，还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总病根”（邓小平语）。习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的改革，当前肯定不能在全国普遍推行，但可通过局部地区的先行先试来赢得空间。

　　我去年到浙江金华市武义县的后陈村考察，那是习总书记十年前亲自抓的改革典型。后陈村过去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即因为村级权力过分集中，在村级财富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经常发生村干部侵吞资产、违纪违法现象。他们自发地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成为独立于党支部、村委会的“第三方权力”。改革的成效显著，这十年来，后陈村干部零违纪，村民零上访，公共财产零侵吞。

　　中央反复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改需要比后陈村更多更高层次的“大胆实践”、“大胆探索”，才能有所突破，才能把赢得的时间固化为赢得的空间。长远来看，只有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过去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的弊端，从根本上杜绝“帮派”现象。

　　□新京报记者 敬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