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夏天，带着恋恋不舍，带着对四年的回忆，我离开了昌平的法大校园，也从那时起就没有在BBS上发过一次贴。

2011年，我经历了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莫名踢出上海海关的不公正待遇后，在相对公平的东南某省公考中，再次考取第一，进入了该省省会的某基层检察院工作。

2011年10月8日，我首次到单位报到。

作为本院反贪局唯一一名女侦查员，每次遇到女性嫌疑人、证人时我都必须在场，遇到男性谈话对象，我也还是得在场。不是把女人当男人使，而是把女人也当牲口使。

这一年半来，我经历了数不胜数的熬夜加班，彻夜不眠，曾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

这一年半来，我经历了数不胜数的无可奈何，被迫放走煮熟的鸭子。

这一年半来，我经历了工作半个月后首次进入审讯室讯问的手足无措和汗流浃背。

这一年半来，我经历了上周作为全省检察机关最年轻的参评人在省检察院考评组和记者面前介绍自己承办的案件，参评全省检察机关反贪十大精品案件时的侃侃而谈。

这一年半来，我经历了为不做违反法律规定的事而和新调来的分管副检察长拍桌子吵架时的愤怒，当然也经历了领导把我痛骂一顿的委屈。

这一年半来，我经历了在全市检察机关业务考核中成为我院唯一得奖的干警，首次被市检察院院记个人嘉奖的荣誉。

这一年半来，我经历了搜查时的惊心动魄，险些送掉我的小命。

这一年半来，我经历了唇枪舌剑8小时，从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口中挖出一笔10万元贿赂事实的成功。

这一年半来，我给80岁高龄的知名教授做过询问笔录。

这一年半来，我挨过贪官家属的打。

刚到单位的时候，院里老老少少都议论“中国政法的，怎么肯到我们这么差的郊区基层院来工作，说不定又是哪个领导家的孩子，到我们院里来没两天就要调走”。

等我被在反贪局坚持了一年多以后，院里老老少少又议论“院里学校最好的，天天在反贪加班熬夜，可惜就是没关系，要不哪个小姑娘能在反贪这么干，稍微有点关系，早就调到别的部门去了。除了她，我们院里哪个女孩子肯到反贪这么干。”

比不得北京的人才云集，法大学生在地方政法系统，是毫无疑问的金字招牌，连市检察院反贪局的人，也几乎个个都知道在某个基层院反贪局，“居然有一个中国政法的!”我是所在的检察院自成立几十年以来，第一个法大毕业生。也是全院一百多人中，司法考试最高分和仅有的两个通过英语六级的人之一。

虽然是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会，但在这个城郊结合部的检察院，落后和混乱都远远出乎了我的想象。

虽然是公务员，熬夜加班的频率也远远出乎了我的想象。

虽然经历了数不清的审讯，但是我终于也欣慰地看到，一年半以来至少我自己没有见到刑讯逼供，因为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已经实现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至少在这一点上，在这个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贯彻得很严格。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基层院，派系斗争的复杂也让我无所适从，每次提拔之前总有人打电话来拉票;作为唯一一个上班第一年就被市院嘉奖的青年人，在我工作满一年后的转正会上，也有人背后放冷箭。

还记得春节前，单位里一位公诉人请我吃饭，在此之前，她刚刚拿着我所负责侦查的一起贪贿案件的开庭录像评上了全省十佳公诉人。酒酣耳热时，这位比我大四岁、刚刚提拔为正科级的姐姐突然重重地叹了口气“你们中政毕业的，太理想，太清高，尤其是中政的女生，个个一身傲骨，你看看省院的“XXX”，都是全国十佳公诉人了，到现在还是个助检员，连个副科长都没当上，你上班才一年多，承办的案子都参选全省十大精品案件了，可你看看年底，你连个优秀都评不上。你一个外地人，又没关系，领导光会夸你们中政的真是有能力，确实能干，可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轻轻地拍了她的肩膀，反问“你觉得我为了什么?”

她不解地摇头“为什么?”

“我自己可以丢人，法大丢不起这人。”

每一次的挫折和委屈，每一次的被人中伤，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给自己立下的这个条款——我自己可以丢人，法大丢不起这人。也正是这些，才让我坚持下来。

法大60周年校庆时，我没能在学校，可我把电脑桌面换成了法大校庆的桌面，上面是那句我们从进校一直喊到毕业的口号“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

李芳晓老师过世的时候，我特意请假连夜买了硬座票赶回北京，送了老师最后一程后又连夜赶回来。虽然有不少同事觉得“没这个必要”，但我依旧坚信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道理。

因为是法大的老师，让我从一个只会考试的中学生，懂得了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让我建立起了那份在同事和领导看来迂腐、固执的法治理念。是法大的老师，让我在18岁以后，形成了新的世界观、价值观。

在我的心里，法大的老师是除了我的父母家人之外，最值得感谢的人。法大的民主风气和法大人的骨气，最值得我怀念和骄傲的东西。昌平校园里那夕阳下落满了金黄色银杏树叶的草地，是我心中全北京最美的地方。

几天前一次外出调查的途中，我突然看到了一处也落满了金黄色银杏叶的草地，刹那间，一种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多么想，再一次走在那条短短的“宪法大道”上。

今天是我整整上班一年零五个月，这一年多以来，我都没有再回到过这熟悉的BBS，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曾无奈地按照领导的要求，做过违心之举，比如仅仅因为区长区委书记的一句指示，就要硬生生地将一个没有自首的贪官污吏认定为自首，仅仅是因为有人为他打招呼，想让他判到十年以下。

我也曾有过已经把行贿人的口撬开，就在他向我谈到曾经给某局长送过多少钱时，上级勒令戛然而止，再不允许我问下去。最后，我还得陪着笑脸把对方送回家。

但是，当领导触碰到法律的最后底线时，我终于忍无可忍地拍了领导的桌子，那一次我的意见最终让新来的领导接受了。当然，我也为自己的愤怒付出了代价。

我也曾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我的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

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放弃心中最后一条底线，走上无数法学学生都走过的道路，成为一个只会听上级话的办案工具?

如果有那一天，我再用自己的笔，向母校忏悔，我的忏悔录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对不起，我亲爱的母校——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检察生涯》”。

我想你，法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