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大选胜利的安倍政权继续向修宪的道路迈进，但日本的知识人针对和平宪法却有着难以割舍的复杂情结。在他们眼中，和平宪法不仅象征着日本的民主自由，代表了知识人的独立，它是将战前与战后分离开来的分水岭。

早在江户时代，一部分学习西洋知识的兰学家们，就在翻译西洋著述时对分权、立宪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介绍。佩里叩关之后，为了找到摆脱殖民危机的途径，幕末的士民们也力图从政治体制、政治思想上向西洋接轨，福泽谕吉就在《西洋事情》的“合众国”卷中，倡导1787年美国宪法中所体现得自由、平等、民主精神。

到了明治时期，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从明治藩阀体制内游离出来的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等人逐渐强调民选议院和宪政的重要性，中江兆明、植木枝盛等启蒙思想者也曾经构画过效仿英法而确立民主宪法的蓝图。然而，知识人的这一系列努力，最终却随着国家主义的兴起和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而化为泡影。自《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后，稳固下来的天皇制极权主义政治形态，使得知识人得以自由活动的空间愈加狭小。

虽然在大正时期，知识人曾经努力以合理主义的学风，来淡化天皇专制统治，营造对内民主、对外和平的氛围。但在帝国宪法的框架之下，知识人的这些尝试始终无法实质性的突破，而仅仅只是在学说、气氛上作一些边角上的修补。随着昭和前期内外局势的恶化，文化界、思想界涌动出法西斯主义的思潮。而军部上台之后，更是以武力镇压、宣传煽动的方式，让整个战前的知识界彻底“转向”，使得经过近代学术思想、民主氛围洗礼的日本知识人，在战时蜕变成为默许侵略战争，参与侵略战争的道具。

日本战败后，马克思主义阵营和自由主义阵营的知识人们都对战前体制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尽管二者在战后日本采取怎样的政治体制上存在不同意见，但在制定宪法上，二者都主张废除《大日本帝国宪法》，并设立一部和平、民主的新宪法。1946年5月1日，左翼知识人带领将近百万民众集会游行，左翼运动组织者还致书同盟国，同意接受同盟国对日本的改造，并表示未来的日本决不再次破坏世界和平。虽然左翼的革命运动之后被盟军和当局压制，他们在制定宪法上的影响力逐渐被削弱。但是，在制宪问题上，自由主义阵营的知识人们也没有向专制主义天皇制和军国主义妥协。

在战败之初，以东京大学、东北大学、法政大学、京都大学等知名高校为阵地，自由主义阵营的知识人们组织成立了“宪法研究会”。包括经济学者大内兵卫、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经济学家矢内原忠雄、法学家宫泽俊义等在内的多名有声望的知识人，联合反对当局和稳健保守人士的制宪主张，开展了长达数十年的维护和平宪法运动。高野岩三郎在《被囚禁的囚徒》中详述了明治宪法体制是怎样囚禁民众的，进而要求彻底反省战前帝国宪法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在战时担任东京大学校长的南原繁，亲眼目睹了战前日本军部怎样囚禁、关押、利用知识人，深感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和学术自由对新生日本的重要性。在反省罪行方面，他坦言日本发动战争是对整个亚洲犯下滔天罪行。在战后日本应该建设成怎样的国家问题上，南原繁提出了他的“和平构想”，认为新的日本应该放弃战争，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他指出，战后日本人的新使命应该是捍卫非武装的新宪法，要拿出对真理的敬畏、热情和勇气奋勇前进，这样才真正体现爱国之心。作为战后自由主义旗号人物的南原繁，坚定地支持和拥护和平宪法，为之后的进步知识人提供了奋斗方向。

南原繁的学生丸山真男，进一步从战前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日本思想的特殊性方面，对和平宪法进行了深层次剖析。丸山在其著述《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通过解析战前的帝国宪法，指出由天皇制、军部、官僚构成的“超国家主义”导致了战前日本人自我意识缺失，最终丧失理性与进步。针对 60年代之后日本兴起的修宪思潮，丸山真男强调坚持“宪法第九条”的必要性。1964年，岸信介等人组织改宪派，他们提出战后宪法是占领时期被迫接受的宪法，丸山真男在“宪法研究会”上代表大多数知识人表明态度，反对当时修改宪法，批判改宪派的“和平宪法强加说”，指出不应该过早对宪法第九条提出质疑。而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进步知识人，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都是阻止保守势力修改和平宪法的重要力量。即便是在五十五年体制解体之后，日本国内的保守主义盛行，要求改变和平宪法的呼声高涨的现在，也有一批进步的知识人，在坚守着护宪的方针，并各地奔走，阻止日本再度成为世界的公敌，大江健三郎就是走在最前线的斗士。

大江健三郎早在69年所著的《冲绳札记》中，就对战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近年来，他看到民主党政权和自民党政权都纷纷在修宪问题上进行各类动作，他更是将思想、言论与行动结合起来，联合国内外将维护和平宪法的人士，把护宪运动上升为“和平生态学”。在他的小说《水死》中，他借助英国学者弗雷泽写的文化人类学巨著《金枝》里的杀王意象，隐喻人们必须杀死自己体内的“昭和精神”，即“超国家主义精神”，让读到此书的读者们彻底同战前专制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决裂。 2014年，针对安倍政权的解禁集体自卫权决定，大江认为这彻底颠覆了日本的和平宪法。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的采访时，大江还指出，“我一直认为宪法确定的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是最重要的，但是安倍首相认为二战后的日本是不好的时代，他并不认为宪法是重要的”。而大江并非在护宪战线上孤独奋战，去年7月他所组织的“不让战争再度发生1000人委员会”，就代表进步知识人，强烈谴责、反对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

虽然战争记忆已经逐渐日本年轻的世代中被淡化和遗忘，保守力量和极端民族主义也逐渐膨胀，右翼政治家和一些学界人士也试图利用“周边威胁论”来突破和平宪法的禁锢，但是，经历、体验和见证战前、战后日本坎坷发展历程的进步知识人，始终会是维护和平宪法的坚实力量。而进步知识人的努力到底会起到多大的作用，还取决于日本近年的国内民主发展态势，如果当权者绑架民意架空进步知识人，那么日本距离战前那个危险的境地，就会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