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主持人：蒋保信，共识网采访部主任

　　访谈时间：2014年10月22日

    以下系在线访谈全文，已经展江本人修订：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共识网的编辑蒋保信，也是今天的主持人。展老师好，这是您第二次做客共识演播厅了吧?

　　展江：对，也隔了两三年了。

　　主持人：这次在线访谈的预告挂出来之后，我们在共识网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做了相关推送，网友们向您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我今天要向您请教的这些问题，虽然没有直接照搬网友的提问，但包含了他们的意思，另外也有些网友们没问到的问题。您先跟共识网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展江：好的。大家好!共识网是非常有影响的凝聚社会共识的思想网站，很荣幸到这里来做客。

　　主持人：最近两年，对于中国的媒体而言，我觉得真是多事之秋。如果用一次词来形容我的感受的话，这个词就是"哀鸿遍野"。我想这跟中国媒体自身的问题有关，也跟时代转型的大背景有关。在这个时候，我们请来了展江老师来谈"中国媒体的困境和出路"，应该是非常合适的。

　　中国媒体的腐败是全世界第一名

　　主持人：2014年，反腐挺进媒体领域。先是央视二套被查，郭振玺、芮成钢等被带走;再后来，21世纪报系也被查，曾经的“新闻圣徒”沦为“阶下囚”，引发媒体同仁一片哀鸣。媒体的一大社会功能是监督，但中国媒体却是腐败的重灾区，为什么会这样?

　　展江：我首先认为，媒体的腐败是政治腐败和商业腐败的一种延伸。我们的政界和商界都存在着很普遍的腐败现象，媒体也不能游离在外。

　　具体而言，中国媒体的腐败还跟新媒体带来的挑战和压力有关，也跟媒体人自身的问题有关。比如说记者拿红包，是不是腐败?虽然大家都拿红包，但这肯定算腐败。所以，造成中国媒体腐败的内因和外因都很多。

　　但不管怎么样，中国媒体的腐败是非常惊人的。惊人到什么程度呢?你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能找到另一个国家的媒体有中国媒体这样严重的腐败，我相信是找不到的。说的不客气一点，中国媒体的腐败是全世界第一名。

　　媒体腐败的两种类型：勒索型腐败和勾结型腐败

　　主持人：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展江：就近期媒体所披露的而言，主要是勒索型的腐败。以媒体的发稿权要挟对方给予经济上的好处，过去是暗示，后来发展到明示。这种勒索的具体体现是企业要给报纸投广告，甚至一些地方与媒体建立所谓的“战略合作关系”，其实是变相地支付“保护费”。企业和地方政府以经济上的好处换取媒体不发表对其不利的负面报道以及相关的评论，甚至封杀网民在该媒体上的负面信息，这就是勒索型腐败。

　　就目前来看，勒索型腐败在中国确实是比较严重的，也很容易暴露。当敲诈者和被敲诈者之间有激烈冲突的时候，比如我被你敲诈了，钱被你弄走了，即便当时我被迫给你支付了“封口费”什么的，事后我仍会想办法把这个事捅出来，将它曝光。

　　还有一类媒体腐败，不太容易暴露出来，但它的严重性完全不亚于勒索型腐败，我把它称之为勾结型腐败。传统的套路是索取“开口费”，我给你做正面宣传，给你发稿，或者让你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你给我好处。这种勾结性腐败也是惊人的，但我们很难发现，因为往往是私下交易，交易的双方都能达到目的，不容易曝光。

　　勾结性腐败和勒索型腐败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更多的是存在于强势媒体之中。弱势媒体，像一些弱势官媒、行业报，现在没什么人看，它的发行能力和获得广告的能力都极低，谁会去找它们?想在媒体上亮相的人物，只会选择在强势的官媒上露脸，尤其是国家级的，当然也会选择一些地方的强势媒体。今天我们只要在媒体上看到一些不是按高层要求做的“正面宣传”，往往后面都有腐败，媒体收人家的钱了。为什么给人家说好话?事出有因吧?多少有点蹊跷。

　　当我们谈媒体腐败的时候，这两类腐败都要看到，不宜偏废。

　　要先惩治那些违法犯罪的媒体人

　　主持人：中国媒体的腐败，还不是一两个人的事，而是系统性的。

　　展江：没错。记者拿红包肯定是腐败，但它不是最严重的。在中国大陆，拿红包的记者多，还是不拿红包的记者多?现在不拿红包的记者被认为是异类。甚至有些地方，媒体的主管知道记者会有红包收入，所以就把记者在外面拿的红包也算作基本收入。几年前我听西北某省会城市的电台女编辑讲过，她说她们那里工资不高，月薪只有三千元，但领导知道我们每个月在外面会有红包拿，假设一个红包里有四百元，五个红包就有两千元，所以把她们的实际收入算成是五千元。

　　我们今天要整治媒体腐败，难度很大。一般的记者可能不会去做敲诈勒索的事情，但他们拿个红包什么的，就是小意思了，谁不这么做呢?所以，要扭转这个局面很难。我希望对于媒体的反腐，先惩治那些违法犯罪的媒体人，再给这个行业做一些规范，这当然有一个过程。

　　主持人：记者拿红包也算是中国特色了。

　　展江：是的。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时普遍拿红包，还有记者会享受免费旅行的待遇，这在欧美媒体中是不允许的。当然，在西方媒体史上，也有过个别的记者拿“红包”和其他好处，但这是受到严厉批评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会损害媒体的声誉，最后会变得无法立足。

　　据我了解，西方国家的记者本来就不是高薪职业，所以他们在入行之前是有思想准备的，如果不喜欢是不会选择新闻这一行的。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接受全社会中等偏低的待遇。在英、美、法、德，没有一个国家的记者工资会很高。唯独日本不一样，记者拿的是高薪。相比之下，我认为中国记者的平均工资水平属于正常，不高不低。说中国记者的工资很高，那肯定谈不上。但是说中国记者工资很低，甚至低到失去了体面的程度，也不是普遍的。

　　我问过一个法国记者，你们的工资这么低，谁还愿意来做记者?人家和我打趣说，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先有个工作再说。他还说：我们法国人认为记者这个工作有趣好玩，工资低点也没有什么关系。

　　建立退出机制，淘汰以敲诈勒索为生的媒体

　　主持人：对于如何解决中国媒体的腐败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展江：我前面说过，中国媒体的腐败和政商腐败是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都存在腐败，包括医院、高校等事业单位。所以，要整治媒体腐败，不能一蹴而就。好在现在中国的反腐势头还不错，政界、商界都在反腐败。腐败都是互相连带的，不同的行业互相牵扯，媒体和政商之间的关系太紧密了，所以如果扼制了政商的腐败，也会一定程度上扼制到媒体的腐败。从大的方面来说，应该是这样的。

　　具体到媒体自身而言，我觉得可以做以下几方面的调整和改变。

　　一是媒体要有退出机制。一个媒体不适合社会需要了，没有能力获得受众和广告，它就应该退出。

　　没有退出机制是个很大的问题，举个例子，有一家行业报，多次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点名，因为它多年来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敲诈勒索行为。换句话说，这家报纸就是靠敲诈勒索活着的。否则，它哪有那么多广告呢，哪能养着整个报社的一大批人呢?因为这个媒体敲诈很过分，多次被人举报，听说大概在两年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决定关闭这个报纸。可是后来没关成，为什么?因为它的主管部门是国务院的一个部委，处分出来以后，他们就去活动，成功地把这个报纸保下来了。最后对这个报纸的处罚，是将它的河南记者站站长移送司法。央视为此还做了一期节目，叫《记者站的秘密》，是今年播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