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开展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工作的通知》，要求5月1日起开始实施，结果，我们医生拿着协议跟患者签字时，红包反而多起来了。”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徐凤芹说起了一个让人都不可思议的事情。

　　管住“红包”不能只靠道德

　　拿什么管住“红包”？一纸协议，在很多地方已经失效，看来不只是个简单的道德自律的议题，得从经济规律中找找病灶。患者想送，拦都拦不住，医生就算不想拿，也招架不住这般殷勤。按说，已经支付了药费诊疗费，患者怎么还如此不踏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得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不伺候好了，心里怎么踏实？因此，堵不如疏，还得从供求失衡的医疗格局下工夫。

　　与任何市场关系类似，医疗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必然形成卖方市场的格局，甚至在一些特殊领域、特殊病种中，出现绝对垄断的局面。举俩例子，我国千人拥有医师1.2个，发达国家是2.8个，中等国家是1.9个；我国千人拥有床位2.4个，发达国家7.4个，中等国家3.7个。这种供给与需求长期严重的不均衡，才是“红包纠结”与医患矛盾的根与源。

　　拿某省级妇产医院来说，可提供的床位每月仅有900张，可挂号建档的产妇超过1200位，还有不少人挖空心思、找门路想挤进来。僧多粥少，寻租便不是什么隐秘事。不仅挂号、特需的黑市加价、黄牛的“点床”“点刀”也见怪不怪。如此境况下，就算运气好削尖脑袋挤了进去，乖乖递上红包才算服下半颗定心丸。

　　这一幕，好多领域都似曾相识。这不仅因为公权力的集中，背后还是资源稀缺诱发的垄断。因此，增加供给，打破种种事实上的行业垄断，才是治本之策。当患者“有得选”，你不好好看病，给我脸色，我就用脚投票，送红包便会跟着衙门气，一起滚入尘埃。

　　放到医改大格局中，供给管理，仍然是重要一环。红包是表象，医患纠纷、“医闹”同样也是，这背后的民生账，需要各级政府部门认真扒拉小算盘。占到世界人口的22%，却仅有全球医疗资源的2%，巨大的落差令人汗颜。更何况，我国的GDP已居世界第二，相对宽裕的财政收入，有能力，也有必要不断优化医疗服务供给的总量与结构。

　　另一方面，民营医院、社会资本也是重要的供给方。当前，随着医师的多点执业的逐步放开，民营医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这一纯粹市场化的领域，可想见价值规律如何决定资源的配置。到那时，任何的“场外价格”都成了多余，一切都可放在桌面上，明码标价接受双方的选择。充裕的财政供给保基本，灵活的市场资本助高端，看病难方能有望改善，红包协议也不再必要，医患矛盾自然会偃旗息鼓。这是各国的经验，也是我们的期待。

　　□延雪平（财经评论人）

　　“红包误会”在于医患沟通不畅

　　我作为北京第一家执行拒收红包协议医院的工作人员，深感此项工作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近些年来，由于医院管理工作中的不足，红包现象确实是一项挥之不去的恶疾。但这种现象在社会中被无限夸大，让一些患者以为，送红包是各家医院普遍的潜规则。在此认识下，医患之间就会存在一定的隔阂。有些医生对患者比较热情，患者认为，医生如此热情，是不是需要意思意思；有些医生的态度生冷一些，也会让患者误以为，可能是与自己没有表示有关。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可能对患者造成一定的压力，让医患关系更加扭曲。

　　而通过签署红包协议，让医生与患者之间能够比较阳光地谈论红包问题，化解困扰患者心中的一些心结。至于部分患者产生新的疑惑，将其误解为医生索取红包的暗示，这一方面与部分医生的沟通技巧有关，另一方面则折射了患者对医生误解的离奇程度。这部分患者，即便不与之沟通拒收红包问题，他们同样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猜测，做出送红包的举动。

　　当然，签署拒收红包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医生的工作量，让许多医生不得不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专门抽出时间来与患者沟通红包问题。一位患者少则四五分钟，多的可能几十分钟，积少成多，无形中，又是不小的工作量。事实上，在我们医院的工作中，医生们意见最大的恰恰是沟通时的“麻烦”，而不是因为又遭遇了红包。

　　正因如此，才显出此项工作背后的意义：如果签拒收红包协议，还要医生破费诸多口舌的话，则说明此项工作的背后，确实存在许多需要医患沟通的地方。现代医学，本身就要求医患之间除了医疗问题，还应该有更多层面的沟通，如果连一个红包问题都沟通不好，说明目前的医疗体制留给医患沟通的时间太少了，这不正好是时下医疗体制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吗？

　　当然了，签署红包协议，虽然能够部分减少红包现象的发生，但并不能真正杜绝红包现象。然而，所谓急则治其标，在医疗过程中，如果一种疾病的根本问题暂时不能缓解的话，通过一些非常手段，把一些可能致命的症状进行对症性的纠正，有时也是很有意义的。为此，只要拒收红包协议能让广大医生和患者意识到，拒收红包在医院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对于整个社会，未尝不是一种利好。□郑山海（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