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教育部”2号发文给岛内中小学，要求采购社会科教具时，应遵守“中华民国首都在南京、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台北”的原则。台“教育部”承办官员昨晚为此道歉，称该公文的陈述不够完整。台湾学者李筱峰批评，这是一种“流亡心态”，马政府“发疯”，还要台湾学生跟他们一起“疯”。

　　台中市议员张廖万坚(左)4日表示，“教育部”发出“台湾首都为南京”的函文，他要求中市教育局“武昌起义”，推翻“教育部”

　　台“教育部”在“有关采购教师教学所需教具之原则”中规定，地图中关于“首都”的标示，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目前应为南京，“中央政府”所在地为台北。文中要求学校，依此原则采购地图或地球仪等教具。

　　台“教育部”国教署组长邱干国称，“中华民国首都在南京”的说法过于简略，现在教科书没有这样用，造成纷扰他感到遗憾与抱歉，愿负起行政责任。台“教育部”说，若邱干国自请处分，将交人事评审会议处理。

　　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所教授李筱峰说，他有学生在中小学任教，收到公文气炸了，当他告诉学生“中华民国首都在南京”，全班笑成一团。李筱峰认为，说“中华民国首都在南京、中央政府在台北”，是一种“流亡心态”。

　　蓝绿两营为“首都”在哪斗嘴

　　朝野“立委”都讥讽“教育部”根本是无知。国民党“立委”王惠美听闻此事直呼“太过分了”，怎么可以教小孩，“我们国家难道会因为首都在南京而更有竞争力吗?”民进党“立委”李应元称，“教育部竞然发出这张史前时代的乌龙公文，真是唯恐天下不乱”。亲民党"立委"陈怡洁认为，马当局是在去台湾化。《自由时报》4日称，“首都在南京”的表述说明“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否则高中以下各级学校可以去大陆举办校外教学，看看南京城是否已经易帜?文章称，这反映了马英九骨子里就是中国大一统思想，“他的中华民国不是台湾，是1949年之前的那个大中国”。

　　这个议题也成为4日岛内的问政焦点。“中央社”称，“内政部长”李鸿源4日衷示，“中华民国宪法没有规定首都在哪里，中央政府所在地就是首都。现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在台北，台北就是首都”。他说，1949年当局迁台办公后，曾颁布命令表示“迁设台北”。民进党“立委”陈欧珀质询“国安局长”蔡得胜时揶揄称，“国安局情捜有没有包括南京?国安局难道要在南京维安?”蔡得胜则回应称：“依据宪法，中华民国主权还及于大陆，南京当然是我们的首都”。

　　据悉，“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为适应两岸所谓特殊现状，明确将“中华民国”划分为自由地区和大陆地区，规定“大陆地区为台湾地区之外之中华民国领土”。今日新闻网4日还称，“维基百科”用“内政部地政司”今年4月18日的网页内容，称“中华民国首都是南京、中央政府所在地才是台北市”。但如今网页已经移除。联合新闻网还透露，这份“乌龙公文”4日早已被转到各学校，台中市议会刚好召开教育文化预算联审，议员要求必须注销公文。《联合报》4日披露称，“内政部”电子地图从2004年开始就特别标示台北为“中央政府所在地”，但观光局地图上，台北却和新北一样仅标为“直辖市”。岛内学生对“中华民国首都在哪里”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武昌、北京，有人说高雄、新北，还有人说是南京或台北，但“讲完后都觉得心虚”。

　　新党青年委员会委员王炳忠4日则感叹说，台湾现在“独派作乱”，“中华民国今天还在，大陆还是我们的领土，当年公告宪法增修条文还说国家统一前首都是南京”，批评者拿这说事，也不能改变此法理，更不会实现“台湾独立"。

　　中华民国的首都变动史

　　中华民国自1912年建国以来，曾以多座城市作为首都，最近一次是在1949年12月10日迁至台湾台北市。在此之前，北京、南京两大城市曾先后作为中华民国首都长达十年以上。

　　综观中华民国历史，大多没有透过宪法或法律确立首都位置，亦不常于政府文件中载明首都所在之城市，仅国民政府将国都位置写入训政时期约法内。行宪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则无法定首都(制宪期间曾对首都有所讨论，但最后并未写入《中华民国宪法》)，故一般所称的首都均等同于“中央政府所在地”。

　　1925年，国民政府于广州建立。国民政府发动北伐后，于1927年2月21日北迁武汉。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历经宁汉分裂事件后，国民政府改迁南京，并于隔年开始在南京设立中央各政府部门，建立起完整的政府文官体制。

　　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取代北洋政府成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而南京也正式取代北京的首都地位。国民政府其后于1931年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第5条中明文规定：“中华民国国都定于南京。”，将南京确立为法定首都。

　　定都南京后，国民政府在南京市内建设大量官署建筑，并筹画中国第一个现代化都市计划——首都计划，计划将南京改造成中国最先进的城市。然而在《训政时期约法》施行后不久，中国便进入对日抗战时期。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时，为了躲避战火，国民政府曾从南京暂迁洛阳，并立洛阳为“行都”;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淞沪会战之后，由于南京沦陷在即，故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1日宣布将所有中央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先迁往武汉，直至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立重庆为“陪都”。

　　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还都令”，宣布同年5月5日“凯旋南京”。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于1946年11月15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会中对于国都设于南京或北平(即今北京)，曾有激烈讨论。草案原定为南京，但审查会及第一读会决定改为北平。经大会主席团代表蒋中正出面说明，主张国都地点，不必定于宪法，始将第一读会通过的“国都定于北平”一条予以删除。因此，制宪国民大会于同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并未规定中华民国的首都位于何处。自此，“法定首都”一词不再适用。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中央”迁徙图

　　《中华民国宪法》订于1947年12月25日开始施行，但施行前，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国军在战场逐渐处于弱势，刚行宪改组不久的中华民国政府也因而开始经历多次搬迁。

　　1949年2月，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广州;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下南京;同年10月14日，解放军占领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于10月13日疏迁至重庆，10月15日正式办公;同年11月28日，再西迁至成都。

　　1949年12月7日，行政院(代总统李宗仁赴美后由行政院长阎锡山主持国政)宣布中央政府各机关迁设台北，并于12月10日开始办公，台北成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