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的少年呼格吉勒图，在冤死18年后，终于平反昭雪。以国家名义杀一个人仅用了61天，纠正过来却用了约6570天。

呼格是很不幸的，谁叫他碰上女尸“多管闲事”去报案?谁让他碰上“立功”心切而心黑如炭的公安人员?谁让他在公安侦查、检察把关、法院一审二审、律师辩护中均百口莫辩?谁让他碰上第二次“严打运动”让法律程序大部分失效?

同时呼格又是非常幸运的。从细处看，他近乎于侥幸的幸运在于：像此前浮现的多起冤案一样，真凶现身了。2005年，被媒体称为“杀人恶魔”的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其交代的第一起杀人案就是4•09毛纺厂女厕女尸案。而被冤杀后真凶出现、且真凶又能供述杀人罪行的，这个概率真是小之又小，却被呼格碰上了，能说不是幸运?当然，从大处看，呼格的幸运是碰上了我国近十年来的司法进步、碰上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

现在呼格被宣判无罪了，网上将当年各环节的办案人员被列入黑名单，相关办案人员首先应当受到强烈谴责，因为他们在冤枉无辜的同时也放纵了真正的凶手。

据报导司法部门开始追究错案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依法倒查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才能彰显司法公正，才能警示世人。但是，光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而不从思想观念、司法体制等更为根本的方面进行反思，那是远远不够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才是避免冤案发生的更为根本的措施。

那么，除了依法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法律责任，我们从呼格案中能够总结出什么教训?愚以为，从呼格冤案中，我们应当总结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至少有六大方面：

一、司法领域同样不能违反科学发展观

呼格被冤死时时，并未有“科学发展观”的提法，但“命案必破”并不是近向年才提出的。命案必破是畸形政绩观主导下，向老百姓作出的虚假承诺。何以言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观点，命案必破是违反人的认识发展规律的，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兑现的承诺。一旦夸了“海口”而无法兑现，碰上心黑的人，就很自然想到抓“替罪羊”，于是冤案产生不足为奇。

呼格案的公安人员把找“替罪羊”的游戏玩到了极致：直接把报案人抓起来，然后通过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手段“屈打成招”。这样，立案后的前期的调查、排查工作也给省掉了。难怪区区61天就让个别司 法人员以国家的名义把“罪犯”杀掉了，十分残忍地将自己虚假的功名建立在受害人的冤死上。

因此“命案必破”的流毒必须得到清算。人不是神，世界各国历史上均有不少“迷案”，人类无法破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使能够破案，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有些甚至需要较长时间。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魔高一尽，道高一丈，努力提高侦查、办案水平，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以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不断提高破案率，扎扎实实地培养出大量中国式的福尔摩斯，使犯罪行为无以遁形。这才是彰显人间正义、保一方平安的中国人民警官的应有形象。

二、司法观念陈旧问题必须得到根本改变

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是我国司法领域历年一贯以来实行的刑事政策。但在司法实践中，重口供轻调查研究一直是不少司法人员的恶习。因为通过口供直接破案是最简单、最容易、也是最不需要“技术含量”的办案方式。不少司法人员为提高结案率，就需要犯罪嫌疑人、证人根据办案人员的意志“配合”，如不“配合”，随之而来的就是刑讯逼供、非法诱供;还有就是刑讯逼证、诱导证人作虚假陈述。总之，为了撬开犯罪嫌疑人的嘴巴，不惜一切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无论是刑讯逼供还是诱供、骗供，都是对社会危害极大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对“水源”的污染。这种司法不诚信行为，即使不产生冤案，也会使犯罪嫌疑人产生报复心理。据笔者了解，罪犯开满释放后又犯罪的人，大多有过被刑讯逼供、诱供的经历。他们“受骗”后，在报复社会重新犯罪过程中，“反侦查能力”却是获得长足进步。许多律师都有这样的感觉：大多数被关押、监禁过的犯罪嫌疑人，会变得“更坏”。这就是司法不诚信的恶果。

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有利被告人的基本原则，这一司法原则的确立，是对多年来“有罪推定”观念的挑战，是减少刑讯逼供、刑讯逼证的重大举措。但这样的观念没有在大多数司法人员、特别是司法领导干部的头脑中生根。因为在广泛实施这一原则，需要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有相应长足的提高，需要办案人员有真本领、真功夫。

笔者从事律师工作二十多年，在接触过、办理过的刑事案件中，还未碰到过“零口供”案件。媒体上宣传过的为数不多的所谓“零口供”破案，实际上还是先有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然后又翻供。大多数司法人员采取的仍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有罪推定原则。因此，法制健全的国家有“沉默权”制度，以对抗司法专权，严厉防范冤、假、错案的产生，这是很有道理的。舍此，没有更好的办法可能杜绝非法证据的滋生。

三、必须彻底改变以运动方式办案习惯

远的不说，光是改革开放以来，严打、专项运动接连不断。最早的“严打运动”是1981年，为了“从重从快”，可以将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规定的上诉期由15天缩短至3天;为了“从重从快”，可以置刑法规定的法定情节于不顾，凡触及死刑的，一律往死里判;为了“从重从快”，可以完全漠视被告人的辩护权利……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这应当是常抓不懈的工作，是司法人员的天职，为什么非要搞专项运动?以运动方式办案，完全不符合法治原则。案件的侦破有其客观规律，案件的办理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和规则。以运动方式办案，不但从根本上破坏了司法制衡原则，而且使法律标准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比如“清网运动”，公安部2011年5月26日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决定，从即日起至2011年12月15日，全国公安机关将开展为期约7个月的网上追逃专项督察“清网行动”，以“全国追逃、全警追逃”的力度缉捕在逃的各类犯罪嫌疑人。嗣后，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通告，规定在逃犯罪人员2011年12月1日前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监狱或者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等有关单位、组织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这样就临时地、人为地“制造”出法外的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情节，使不少案件重罪轻判。此外，为了搞专项运动，公、检、法本应是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却先在大的原则、方向上“达成共识”，只讲相互配合、统一行动，却忽略了各自的分工和职能。这就给冤、假、错案的产生打开了方便之门。

四、必须杜绝“公检法联合办案”的错误做法

在各级政法委个别“领导”的干预下大搞公、检、法联合办案，这是伴随着以运动方式办案的做法。记得1990年我刚出来做律师时，就碰到不少社会影响很大的刑事案件，地方政法委领导出面召集公、检、法办案人员“协调”，政法委领导先讲“政治”，然后让公、检、法办案人员逐一表态。公安人员说：你敢判我就敢抓;检察人员说：你敢抓我就敢诉;法官最后表态：你敢抓我就敢判。于是，一件案件的办理就这样达成了“共识”。

这种完全破坏了公、检、法在刑事案件办理基本制度中“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实际上是完全撇开法律程序、以所谓“政治思维”，替代法律思维的方式办案，使许多案件“先定后审”，开庭成了“演双簧”，使案件未依法办理前就已经有了结果。“文革”十年内乱中，曾经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是错误的;而现今搞公检法联合办案，实际上就是换一种方式“砸烂公检法”，因为“联合办案”使公检法失去了法定职能，变成了既定目标的工具。

办理案件寻求“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提法也值得反思。这种追求，到了地方司法领导那儿，变成了放弃法律思维、放弃法律程序，以“讲政治”的名义行个人专断之实。

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党代表人民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基本行为规则，法律就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政治，讲法律就是最大的政治。政治与法律原本就是高度统一的，不存在政治与法律谁让位给谁的问题。即使存在个别和局部的相左，也完全可以按照立法法规定，通过“立改废释”使其高度一致起来。而法治思维要求是：许多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的方式解决，而司法解决方案是最后方案。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法律思维是唯一的思维方式。

五、必须改变辩护律师职权无保障的问题

众所周知，律师制度是政治文明、司法进步的产物。但在我国，由于普遍存在的上述陈旧司法观念，以及“公检法国家一体主义”的旧传统观念，律师被看作“专替坏人律师说话”，被认为“碍手碍脚”，因而律师的辩护职能没有得到很好发挥，律师长期被打压，是长期以来冤、假、错案难以避免的原因。

由于司法人员长期以来倚重口供办案，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案件审理便陷入僵局(能出现僵局也算是一种进步，如碰到重大运动，一切“障碍”都会毫不迟疑地排除)。这时，个别司法人员便迁怒于律师，甚至动辄得咎，随意在法庭上抓捕辩护律师。刑法306条，便是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足以使大多数律师对刑辩望而生畏。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刑事案件到了审判阶段，是法院主导下的诉讼阶段，是侦查阶段早已结束、侦查工作受到司法审判检验的阶段。在法庭上随意抓捕律师，说轻了，是严重违反法律程序，是对审判权的“越权”;说重了，是滥用职权、的妨碍司法的违法行为。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被视为侦查人员办案的巨大障碍。因此长期以来，律师会见成为难题。但连会见都不成，律师谈何辩护?在广西律师协会组织的一次有侦查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上，一个公安人员坦言：律师会见后，他们的侦查工作就陷入困境，90%的犯罪嫌疑人在律师会见后会翻供。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有供述，包括有罪供述和无罪供述、包括前后自相矛盾的口供，我们都应认真听取、认真对待，都不能“轻信”，都应通过调查研究进行核实、排查。因此而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论作出什么样的供述，都是很正常的事。被告人翻供，也是很正常的事。只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办，是根本不用害怕其翻供的。我以前办过不少刑事案件，也碰到被告人在法庭上集体翻供的，但法院照样判死刑。为什么?因为证据扎实，所以不害怕翻供。

我们不妨再分析一下“翻供”属于什么性质。其实很简单：翻供也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你能找出禁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法律依据吗?如果找不出，你就得承认，翻供不但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如果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那么律师按照其职业属性，依据案件证据状况，如果认为先前有罪、罪重的口供不符合实际，或者有刑讯逼供和诱供的嫌疑，为什么不可以引导当事人翻供?我们无论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律师法、律师行业规章，找不到任何依据说律师引导当事人翻供属于违法、违规。

说到底，“被告人翻供”之所以触动个别司法人员的神经，即使不是因为他们在侦查阶段有刑讯逼供、诱供的违法行为，至少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至少也是因为他们在侦查阶段没有做好扎实的取证工作。

切实保障律师依法辩护的权利，是制约司法权滥用、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这是数百年政治文明史、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真理。

六、必须建立冤假错案的纠正机制

冤假错案是每个国家、每段历史都难以完全避免的。冤假错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而缺乏纠错机制。缺乏纠错机制，是我国冤假错案长期难以得到纠正的原因。

较早年代，冤假错案是声称被杀害了的“被害人”重新出现，冤案浮出水面;而近十多年来，几乎所有的冤案，都是真凶出现、并且供述了作案经过，才被发现之前被判的是“替罪羊”。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很大的偶然性。

依赖这样的偶然性来纠错，对于受冤者及其家属来说是相当渺望、甚至是可遇不可求的，受冤者及其家属的正当权益根本无法有效保障。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填补这一空白，建立起纠错机制，让受冤者及其家属有一条畅通的救济途径。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如何建立?笔者认为不妨借鉴国外先进的司法经验，因为司法技术没有姓社姓资之分。

呼格案的制造者必须被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必须的。但仅仅这样不足以慰藉九泉之下的冤魂。近几年冤假错案频频浮出水面并且逐步获得平反，这恰恰是司法进步的表现。什么时候我们举一反三，能够进一步从思想观念上、制度缺失上进行反思，那么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制度安排才能正式落地，我们有理由相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强国中兴之“中国梦”，可以梦想成真矣!

(作者：骆伟雄，广西创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