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记者暗访被打而牵出的深圳“娃娃鱼饭局”事件，仍在继续发酵。

21日晚，南方都市报接报料称，有党员干部消费野生保护动物娃娃鱼，报料被记者暗访证实。但记者亮明身份采访时，却遭到参与饭局的官员和安保人员殴打。

26日，深圳方面通报称，对14名涉嫌违规的公安民警停职调查。

而据《新京报》28日报道，知情人士提供的文件及短信内容显示，27日，深圳警方下达“专项教育整顿活动”通知，“严禁各单位以任何形式组织聚餐;严禁以同事聚会、同学会、老乡会、战友会等各种名义搞联谊聚餐，分局领导及民警在办理婚丧嫁娶等事宜的宴请前必须经分局纪委审批”，并要求民警签名确认。

专项整顿是否矫枉过正?这场真相依旧不清的饭局背后，是否隐藏着权斗的游戏?

安保严密的私人聚会为何曝光?

这个报道见诸报端之后，网络上马上流传着一份某刑警大队《关于夜间行动结束后可否吃宵夜的指示》，真实与否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感受此次警、媒冲突后的紧张情绪。

发生了“娃娃鱼饭局”事件，就禁止民警正常的友情亲情往来，这种行政运作逻辑，与发生踩踏事件就禁止公共集会活动一样，它逾越了行政权力的边界，这其中的矫枉过正，以及对民警私人生活空间的侵犯和僭越，显而易见。

当然不可否认，这样的“专项教育整顿活动”，在短期内有它的客观效果。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连来自中央三令五申的八项规定，都无法遏止官员们的“娃娃鱼饭局”，且换来的是有安保人员把守、“在我的地盘安全”的聚会，那么，如何奢望深圳警方的这个“专项教育整顿活动”就能达致“长治久安”的政策初衷?

这并非是空穴来风的质疑，或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纠缠，而是要提醒，形成官场清廉风气确实很艰难。深圳这次警界官员“娃娃鱼饭局”事件，便以最典型、最完整的方式，呈现了目前反腐风暴、中央八项规定三令五申下，官员们在应对时内心的纠结与挣扎。

为了规避风险，他们确实表现出异常的谨慎，因此，连“私人聚会”吃个饭都有人员专门在包厢门口严防死守。如果不是有人向记者报料，记者如何能知晓这个官方口中所称的“偶遇组织”的饭局地点，并及时赶到现场暗访?如果不是有人掩护作“内应”，记者又如何轻易能以“司机”的身份进入有人把关的包厢?

令他们遗憾的是，在喝了酒并发现记者拍照的时候，他们丧失了作为警察应有的职业敏感及谨慎，失控打记者，意味着之前的保密工作前功尽弃，这正中内部爆料者的下怀。

搅动舆情的深喉究竟是谁?向记者提供线索的深喉究竟是谁?当然，对深圳警方内部来说，或许早就心知肚明。

27日的新京报及28日的财新网的报道，都是通过“知情人士”的透露，14名被停职调查的民警，实际上都有领导职务，他们均是深圳警界的“精英”。舆论不免感叹，这正是一场“私人聚会”“动用安保人员”的原因所在。据此推测，深圳官方之前的通报之所以抹去领导职务，使用“民警”的称谓，不过是想降低舆论影响。

新京报公布的14名被停职调查民警的相关职务。

同样的，这份“专项教育整顿活动”通知，也非官方正式公布，而是由“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之前对于该饭局由谁埋单，深圳的官方通报是，该饭局最终由深圳市技侦支队退休官员王鹰航埋单。据南都公号的报道，也是据“内部人员”透露，南都记者暗访后，警方为规避风险，事后让退休干部王鹰航埋单。

正是这个“知情人士”、“内部人士”的不断透露，使深圳警方一直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并在顾此失彼中陷于自相矛盾的尴尬。

当然，不能肯定爆料者、“内部人员”与“知情人士”都是同一个人，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无论是爆料者还是这位“内部人员”、“知情人士”，在深圳警界内部，能接触到的层次都不低，且轻易能获得核心要害信息。而且，在事态发展到如此沸沸扬扬，深圳官方试图使用舆情应对策略降低事态影响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任何障碍，不断向媒体“喂料”，深喉为何拥有如此大的能量?

消解反腐压力，官员如何攻守联盟?

如前所述，如果不是能直接接触“娃娃鱼饭局”的内部人员，记者恐怕根本不会去暗访，这场有人把门的饭局，也就会在官员们的推杯换盏后，永远不被发现。

这实际提醒我们，对于来自上层禁令和审查的压力，比如中央八项规定、比如反腐风暴，官员们一开始也许会一时措手不及，但是一旦他们习惯并冷静之后，他们就会动用手中的掌握的公共资源，消解来自上层的压力以规避风险。

为了减少执行或不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令，而又不会受到上层权力的责怪，官员们发展出一套“集体对抗”的办法。学者吴思在其《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一书中引用《五杂俎•事部二》，介绍了古代官员如何以虚文应对法令的策略：

“上官刚到任，必定宣布一番禁令，这是通行的套路。大体都是胥吏以老套子欺骗官员，官员假装振刷欺骗百姓。说什么禁止参谒、禁止馈送、禁止通关节、禁止私下攻讦、禁止常例、禁止迎送、禁止奢华、禁止左右人役需索，都是自己禁自己犯，早晨下令晚上更改。”

上层禁令和审查的威慑力，并不会让所有官员断了贪腐的念头，基于侥幸或者对自身规避能力的自信，官员们会前所未有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攻守同盟”。为了规避中央八项规定，他们连在一起吃一餐饭都要动用安保力量，要选择在自己地盘上安全的地方，不难想象，如果是进行重大的贪腐活动，他们会怎样的谨慎，会怎样动用公共资源来进行掩饰。

深圳“娃娃鱼饭局”事件中，南都记者暗访被打后，报警求助，赶来的深圳市公安局东深分局东深派出所民警，却协助施暴人员离开。

当来自上层和社会的压力陡增时，官员们会发现，原来分化、角色各异的同僚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假如让地方党委书记或纪委书记对管辖下人员的贪腐承担领导或连带责任，它或许能换来一时的威慑力，但是从长远来说，一旦发生管辖范围下的贪腐事件，对他们来说，理性的选择就是把事情尽可能压下去。本来担当监管者角色的他们，可能被“绑架”而成为利益共同体。毫无疑问，这大大加重了反腐机构查处的难度，反腐成本倍增。

相信这也是十八届中央纪委在之前的第五次全体会议，研究部署2015年任务时，把“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纳入依规惩处的重点内容”的缘由所在。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从这个角度讲，深圳“娃娃鱼饭局”，显示了目前反腐风暴下吏治的困境。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调动各种资源以规避风险，同僚之间形成“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这样必将加重反腐成本;而类似把正常安保力量用来把守饭局的做法，预示着公共资源被用来对抗审查风险而超额消耗。

这种消耗会让社会更加不堪重负，而为了激励这些被非正常使用的安保力量，官员们又必须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予他们超额的回报。

因为深喉的存在，娃娃鱼饭局被公之于众，即便媒体反复追问，饭局事件的完整真相依旧不甚清晰，这进一步印证了一个道理：堡垒只有从内部才有被攻破的可能，否则坚不可摧。

学者吴思在考察明朝，特别是洪武年间，朱元璋对官员严酷，却无法取得根本性胜利的局面时，他的结论是，由于无法借用民间力量构筑利益对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家便陷于敌众我寡的战略态势之中，败局由此确定。

说白了，一句话，答案及出路其实就在那里，关键在于是否有选择的勇气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