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亲蒙冤的受难者到维权救星，随着呼格吉勒图案的沉冤昭雪，呼格父母的身份，开始了一场悄然的转变。

据2月4日《新京报》报道，呼格父母家中“门庭若市”的局面，并未随着案件的冷却降温而消失，一拨拨的来访记者，现在变成了上访者，“哪儿都有，上海的、山东的，每天不断”。

对正义的期待，寄托在两位老人身上，人们登门拜访，希望能够收获经验，复制“奇迹”。在他们看来，呼格父母的“成功学”，比法定的救济渠道管用。

以前，我们讲信访不信法，现在这些上访者不仅回避法律通道，连信访制度本身也怀疑，转而谋求某种技巧、经验类的武器，希望可以穿透僵化的程序;或者干脆让呼格父母去“打招呼”，用熟人社会里的那套人情关系解决问题。

呼格父母又能提供什么呢?这根本不重要。因为在他们心中，压着另一个沉重的问题：为什么要信法?

法律不被信仰将形同虚设

是的，为什么要信法?

如果时间往回倒，回到再审改判前，呼格父母恐怕也会有此疑惑——1996年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枪决。从案发到行刑，高效的司法机器只用了62天。

十八年后，在社会的关注下，呼格案沉冤昭雪，这一案例也被打造成司法系统勇于纠错的标杆，呼格父母也成为象征正义的符号。登门取经，是弱者分享受惠者正义资源的模式。信访而不信法，信呼格父母的“打招呼”而不信信访制度，向“法”反向逃离的趋势很明显。

呼格父母的身份转换只在须臾间，其伴随的，却是矛盾在法院——信访系统——媒体之间的加速转移。走的是记者，来的是上访者，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于来访者而言，呼格父母还是个可以从正反两面论证的案例：沉冤昭雪，正义真实可感;但蒙冤多年，又恰恰印证法治曾经的长期失效。前者展示了非常规维权的力量，后者让他们更加坚定，该另辟救济蹊径。

更重要的是，在不少时候，法并未带来正义。司法不够独立，审判欠公正，公检法制衡不够，法律救济代价过高，都是问题，在文化层面，它还无力瓦解传统社会的人治、人情色彩。敲开呼格父母家门上访者，无疑是抱着救星的心态，来寻求一个主持公道的执杖者。

所以，我们看到，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再到呼格吉勒图案，徘徊在一度蒙冤但最后昭雪的受难者家门口的求助者，总是络绎不绝。“害怕老无所依超过坐牢”的赵作海，还曾经一度跟着一家维权网站站长，全国各地帮人维权，还因此结识了现任妻子李素兰。

2010年10月，赵作海作为“公民代理人”，开始了自己专门替人伸冤的全国维权之旅。图为赵作海因要“了解一个唐山的案子”，来到石家庄，西装革履地接受记者采访。

赵作海、佘祥林们，也许也会如呼格吉勒图的母亲那样，朝来访者一眼望去，看到的满满都是自己当年无助时的影子。但是，当有人会因为丈夫离异、想看孩子这样的小事，向呼格父母求求援时，他们的无助和无所适从中间，何尝不是包含了拒斥法律的确切的坚定?

呼格翻案的成功难以复制

当赵作海挺起胸脯接待上访户，自信地宣称“你有啥冤屈，都给我讲讲吧”时，正义离这些来访者其实依旧很远。对于这一点，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看得很清。她同情，却也无可奈何，只能陪着对方聊天，然后提供一些记者的电话。

确实，就像尚爱云所说，上访者都只看见呼格案今天的成功，而没有看到她之前的艰辛。这种艰辛不仅仅是时间的跨度，而是系列偶然因素的相撞，命运齿轮的偶然重合。

不妨回顾下呼格案的曲折历程：2005年10月，真凶赵志红落网，主动供出“四▪九”女尸案;2006年8月，复核确认呼格案为冤案;2006年11月，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志红案不公开审理，却未提“四▪九”女尸案;2014年10月30日，呼格案宣布再审。

如果真凶不落网，如果赵志红没有供案，如果没有新华社记者汤计的持续追踪曝光，如果呼和浩特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此盖棺定论……在呼格父母长达十多年的救济路上，这样的如果实在太多，偶然的堆积，成就了呼格吉勒图身后命运的翻转，且每一环都存在断裂的可能。它不是一种制度运作的稳定结果，相反，它正好证明了制度的失能，以及呼格父母的幸运。

自2005年11月开始，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连续推出五篇内参，追问呼格吉勒图案，对推动案件平反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图为呼格吉勒图父母向汤计赠送锦旗。

在这个意义上，空泛地讨论制度的改进，略显廉价而多余，问题首先在于，很多人并不能从法治二字上感受到法律的现实效能，甚至作为重要救济渠道的信访制度，也开始不真实。真实的只有一个挣扎多年的平反案例，一个沉冤昭雪的人间故事，个案为现实提供了论证。

民众对法治的评价，来源于现实，而非口号。现实是可感可触的，所以，不难理解，真凶浮现带出的冤案反转，其概率之低，决定了这种权利救济图景的复制可能微乎其微，但上访者仍然会充斥呼格父母的门庭。这是一种类似于“成功学”式的诱惑。在法治底蕴匮乏的文化氛围里，这碗“成功学”式的心灵鸡汤，满足了不信法的上访者对正义的所有想象。

那么，假如呼格父母出本书，名叫《那些年，我是如何上访维权的》，或者即便叫《我的成功不可复制》，它也一定会很畅销。尽管无法提供勺子，这碗鸡汤的魅力还是会超乎想象。

呼格父母“赢了”，法治赢了吗?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的国家赔偿案胜诉后，《南方周末》曾有力地追问道，“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直指唐慧女儿乐乐被迫卖淫案，因维稳压力导致判罚过重。如今，呼格吉勒图案从官方到民间，都被视作司法纠错的标杆，那么，历尽磨难的呼格父母赢了，法治赢了吗?

上访者接踵而至时，这个问题似乎难有轻松的答案。他们投靠的不是法院，不是律师，而是一对曾经奔走呼号的老人，他们希望“仰仗着陌生人的慈悲”，通过经验共享得出一个如何维权的判断。曾经的上访者，变成了正义的主持者;记者来了又走了，媒治迎来了它的结束。

呼格父母提供了记者的通联，上访者的诉求，注定会按照事件的重要程度，由这些曾追踪报道呼格案的记者们进行排序，并决定报道还是不报道。我们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冤屈，但他们想要向呼格父母那样“赢”，不会太轻松。

但这些又何妨?念斌案纠错后，被写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福建高院院长马新岚在报告中评价，“依法审结平潭念斌投放危险物质案等，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尽管这个良好的社会效果背后，是公民念斌依旧被限制出境、被怀疑的事实。

犹记得在张氏叔侄奸杀冤案中，案件的审决，一度被当做女神探聂海芬的政绩资本，等到冤案平反，“无懈可击”聂海芬的神话破灭，对她的追责至今却依旧缺失。如果不是平反，张案还会成为依法治国庞大架构上的一刻螺丝钉。

对正义的轻浮，以及缺乏深度反思的能力，总在提醒着法治建设的前路曲折。就像念斌案和张氏叔侄案一样，在反思还没有抵达纵深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开始用辩证法的思路来从悲剧中提炼喜剧了。“虽蒙冤系狱……，但是司法勇于纠错……”，这是个常用的句式。

于法治中国而言，歌功颂德是最廉价的建设方式。涌入呼格父母家中的访者，将是一个有力的提醒，它意味着，在我们已经开始带着笑脸审视呼格案时，仍有太多的人拒斥法律;法律文化和人心的建构，呼格父母那碗无法复制的鸡汤成功学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