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下一个贪官，总有几个企业家陪绑，这已成了反腐常态。《新京报》的一篇报道，梳理了“大老虎”背后的朋友圈，发现多家上市公司的高管，竟都成了贪官们的提款机。民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企业家的成功，是因有权力在背后撑腰。周永康落马牵连出中石油、国腾电子等上市公司;刘铁男案涉5家上市公司，其中刘只是帮南山铝业打了个招呼，就进账754万元;而令计划家族则从对拟上市公司的PE(汇金立方)投资中，套现了12亿元。

虽说股民们对上市公司高管被查已司空见惯，但上市公司如此密集地涉嫌巨额贪腐，说明无论是上市公司内部的制衡机制，还是外部的监管机制，基本处于失效状态。这些高管们已把上市公司当作自己的私产，才会有这些让人惊异的贪腐行为。这些行为本身，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难以愈合的伤口。

从企业内部看，上市公司的高管们之所以能违法，是因为现代公司内部的制衡机制没起作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大陆的很多上市公司，多是大股东或董事长说了算，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原本是通过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法人财产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来实现公司的权力制衡与治理的。但在实际情形中，这种制衡机制常被扭曲，不仅使得上市公司成了贪腐滋生地，也使得各种关联交易与内幕交易成了常态，官员们极易通过操纵公司上市，从市场套取天量资金。

贪腐行为没有从财务报告上反映出来，无非是因为财务造假已成常态，可随意虚构经济事项或虚增经营业绩，随意调整会计事项，使这些贪腐账目得以掩饰。同时，由于进行审计的注册会计师，缺乏独立性，把上市公司当作了衣食父母，放弃了对股东与公众应履行的责任。无论是政府审计，还是社会审计，往往流于形式，不仅发现不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漏洞，更无法推动公司内部控制的完善，甚至与上市公司共同造假。而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司法部门又缺少对这些会计、审计等中介机构必要的法律惩罚，等于在鼓励违法。

此外，在市场监管方面，不仅监管力度薄弱，而且各级政府和权力部门，也在渗透进证券市场的管理与监督。好处多的地方，谁都想管一把，反而给权力寻租制造了空间。至于司法部门，由于缺少严格的法律体系，执法意愿不强，基本上处在违法不究的状态。这些都让上市公司的高管极易陷入贪腐的泥潭。

这一切分析起来，最主要的成因还是因为政经不分，公权力和经济的关系过于密切。当下资源配置虽有市场雏形，但权力部门仍垄断和掌握着大量的稀缺资源，这些都使当权者极易与经济发生过密关系。加上各种资源及上市的审批权，并无严格的程序和规范来保障，又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很多地方的经济改革措施，往往成为腐败官员获得权力寻租的借口，越改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越大，越改官员贪腐的机会越多。

如今，似乎已陷入一个怪圈：政府通过干预或调控经济，导致市场竞争不畅通，使权力寻租行为发生，而经济效率低下和社会分配不公，又会带来更多的政府干预或调控，引发更多的权力寻租的发生。无论怎样改革经济模式，只要政府仍在管控经济，权力就永远会成为市场中最值得争取的财富。

从公布的这些案情看，最易搞暗箱操作、滋生腐败的，就是那些上市资格审批、资金和项目支配等权力集中的环节。在这种状况下，一些企业和个人会对提高效率增加利润的方式，感觉难度太大，总是考虑如何与权力掌控者勾结，去夺取社会和股民的利益，因这样更简单易行。权力早被物化成商品，被这些高管计算到了上市公司财富增长的成本中。

要改变这种腐败状况，除了常说的推进上市公司的监督机制、增加信息的公开透明外，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政经分开，最大限度地斩断权力与经济的关系，从根子上断绝权钱交易的可能性。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尽可多地退出对资本市场和经济的直接参与，转而通过法律、制度服务于社会与经济。

政经不分不仅是计划体制的产物，也是人治社会的结果。当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与人治社会结合时，就会催生出“权力经济”的怪相。权力经济以权力为资源，以各种审批为手段，以权力寻租为特征，谋取的也是黑色利益。权力经济不仅制约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还会滋生大量的权力腐败。只是让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完整地结合，才能改变人治对市场经济的干扰。

这些上市公司的腐败，不仅破坏了中国的资本环境，对股民也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只有通过政经分开、简政放权，才可以改变对生产要素与资源的权力垄断，只有大力推行资源与资本配置的市场化，切实推进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改革，减少行政管制与审批的范围，充分发挥社会和私人部门的作用，弱化行政权力对经济运行与资本市场的干预，通过法律制度规范权力运作，才有可能控制腐败在资本市场上的疯狂漫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