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让人触目惊心的活法，当前已成为舆论焦点，它不是反抗高房价的行为艺术，而是打工者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呈现的是大城市光鲜亮丽背后的另一面，自媒体曝光以来想必已激发无数人的怜悯与同情。然而最新的消息是，当地执法者已用水泥将住人井的井口封死，住井者已陆续离开。显然对于“井居”一族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回到地面后，他们的境况未必会得到改善。

　　他们又将上路，寻找新的活法！

　　在这样的节点，执法者的管控思路难免受到批评，毕竟无论生活环境何等恶劣，对于“井居”一族而言，那些冒着热气的井都是他们的生存之所，眼下正值寒冬，王秀青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感叹：“相比外面的冷，井下太幸福了。”接下来他们何去何从，这一问题可能不在执法者的职责范围内，但“井居”群体的生存已作为一个公共议题被提出，各方不能视而不见。

　　同样受到批评的还包括媒体，当初的报道可能是为了让社会关注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并期待他们的生活能得到改善，然而客观上，媒体的报道却致使“井居”者无家可归。此次报道在行业内部引发媒体伦理的讨论，有新闻从业者甚至感叹“有些角落不需要记者”。

　　上述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问题的关键，无论是对执法者的批评还是对媒体的苛责，都因为他们未能切实解决问题。具体而言，当前的问题是，面对“井居”一族，尚没有配套的社会救助跟进，虽有民政部门表示将提供救助，但考虑到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民政部门应急性的救助未必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不同的是，他们多是城市的打工者，有基本的生活，其中甚至不乏拖家带口在北京求生存的“井居”者。以王秀青为例，他靠洗车获得收入，其子女在北京读书，尽管生存条件恶劣，但仍然有期盼，有寄托，他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自己“心里面敞亮”“井居”是他的生活方式，甚至也是他未来的希望。

　　民政部门的救助只能缓解一时之需，“去了救助站，一家就没吃喝”的说法看似耸人听闻，实则反映了“井居”一族的困境。事实上，不仅民政部门临时性的救助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甚至连稳定的低保也无济于事。对他们来说，接受民政部门的救助反而可能断送前程，他们更需要的是稳定的工作和价格相对低廉甚至免费的住所。

　　这是当前社会救助面临的新问题，过去的社会救助主要关注的是缺乏劳动能力的群体，救助主体是政府部门，资金来源则靠财政支出。相对而言，由于救助对象特征明显，因此开展救助并不复杂，而“井居”一族显然并不适合临时性的救助，他们更需要的是帮扶，这部分工作政府固然有一定的责任，过去也有所尝试，但经验表明，若单纯寄希望于政府这一主体，恐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考虑到这部分群体较为分散，识别较为困难，在政府提供一定支持的基础上引入N G O组织，发挥其精细化服务的优势，或许是应对“井居”一族现实困境的可行办法。

　　大概自作家余华的《活着》一书问世以来，“活着”一词就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力量，世间百态讲述的多是各种活法，求生本为人类的本能需要，今天，各种极端活法所呈现的既是经济也是道德问题。“井居”一族让人惊叹的不仅是个体顽强的生存意志，他们所赖以生存的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大凡相对优越的围观者，都难免生出怜悯。回到地面“井居”者接下来去哪，此群体的救助问题亟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