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名住在北京井下管道中最底层人物的生活境遇，经报道引起公众唏嘘。无论他们是什么原因住到了井下，都让我们难过。媒体对社会底层生活极端境遇的报道，强化了我们对社会不公平的感受和认识。这个国家的确应做些什么，减少这种情形的发生。

　　“住井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里都有，他们可以归入广义的“流浪汉”群体。存在他们的原因之一是贫困，但不全是。其实很多社会都有消除无家可归者的经济实力，但“流浪”似乎是自古至今，现代化也无法化解的一种城市现象。

　　各国都有无家可归者，他们的实际境遇随他们所在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也存在差异。比如印度的流浪者要比巴西和美国流浪汉的生活更困难。但从各国正常社会的视角看过去，无家可归者都很值得同情。他们需要帮助。

　　尽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特点之一就是穷人还比较多，但中国民众还是对这一政治制度寄予了更高期待，希望它能在帮助穷人上做得更认真，更有成效。正因为这样，每当有赤贫的极端事例报道出来，人们除了同情，还会产生一些对政府失职的不满。

　　中国过去更穷的时候，北京等大城市反而可能没有“住井人”，因为那时人口管理严格，不会允许缺少经济保障的人口流动。市场经济赋予了人们种种选择的自由，但也同时开启了城市化中赤贫现象的“潘多拉盒子”。贫困和流动，成为城市边缘人的两大社会基因。

　　客观说，中国大城市没有出现南亚及拉美大面积的贫民窟，当属万幸。中国城市的穷人区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它们不断消失，同城市发展融为一体。这当中会有一部分人同时融入城市现代化，但还有一部分人在穷人区之间辗转，承载社会底层最艰难的命运。

　　理性告诉我们，赤贫现象在中国大城市里不可能绝迹。但感情又让我们对它的存在难以接受。这是中国社会的现实纠结，我们的社会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都跟不上心灵的呼唤。

　　然而媒体把“住井人”这一类故事写出来，是对中国社会良知有益的洗礼，也是对政府及慈善机构必要的鞭策。帮助城市赤贫者既要靠制度性力量，也要靠全体社会成员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我们每个人都过着自己的日子，但同时也的确应把自己的城市看成一个我们有义务贡献温暖的大家庭。

　　从治理城市乞丐现象之难，我们就知道消除城市贫困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最简单的做法是禁止乞讨，让乞丐去做力所能及的劳动，或者对他们实行低福利的救助。但在城市行乞，现代思想往往视之为一种权利，于是很多城市的乞丐都不少。他们使得城市无家可归现象更难消除。

　　再艰难的事，政府也不应放任自流。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全盘接受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激励60多年前革命的那些社会公平口号至今在中国社会回响，人们对城市赤贫现象的容忍度要比巴西和印度低得多。中国人对公平的需求就是特殊强烈的，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的。这里没什么对不对、好不好可讲，这就是一个事实。

　　营造社会温暖，相互理解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元素。对城市治理的问题，媒体应当多曝光，多提可行的建议，少空发悲愤。城市是我们所有人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有人说，你什么样，城市就什么样。这话并非毫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