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母亲为了孩子能够顺利上学，“实在走投无路了”才出此下策。考虑其中的人伦因素和犯罪动机，检察机关提出缓刑建议，无疑值得肯定。

　　为了让孩子能在北京上学，曹某铤而走险买假证结果被抓。近日，被媒体称为“假证妈妈”的曹某在法院受审时认罪，检方当庭建议对其判处缓刑。

　　从法律上判断，无论行为人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其行为触犯了现行刑法，构成犯罪的都理当入罪。这种定罪强调的是对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其意义在于对其他公民的警戒和指引，以引导大家按照合乎法律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但是从个案的惩戒来看，刑罚的具体适用则需要考量被告人的行为动机，对主观恶性小的犯罪，应当在法定范围内择轻处罚，以更好地发挥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

　　本案中，母亲为了孩子能够顺利上学，“实在走投无路了”才出此下策。考虑其中的人伦因素和犯罪动机，检察机关提出缓刑建议，无疑值得肯定。被告人所涉嫌的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侵犯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信誉，破坏社会管理秩序；而“假证妈妈”的行为，在这方面并未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害后果。综合考虑后做出一个适当的量刑判决并不难，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也不像其他个案那样两难。

　　案件小并不意味着其没有社会价值。每一桩犯罪个案的背后，都隐含有值得追究的社会问题。很多时候，犯罪的发生只是某种普遍性问题的表象，如果都能够顺着犯罪去倒查、整治那些根源性的问题，这样社会的治理便能“药到病除”，一个一个地化解。

　　这个并不复杂的案件之所以引起舆论的关注，不仅在于被告人是生活贫困的底层人，更在于背后隐含着公民受教育权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在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受教育权和平等权，但一直以来，由于地区发展差异，受教育权的享有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尤其是在户籍“二元制”的背景下，受教育权的实现往往与公民的户籍身份紧密相连。

　　当然，无论是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还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成功，都不是个案中司法审判所应考虑的因素。所以，本案无论法院如何判决，只要不违背法律规定都无可指摘。然而借助这一个案，我们再度感受到类似权利获取的无奈与困顿，要弥补公民平等受教育的权利鸿沟，还需在个案之外付出更多更持久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