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8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农作乡和平村小学，几个还没到入学年龄的小孩扒在教室门外。

    一纸“最悲伤作文”将大凉山再次拉回公众的视野当中。事实上，这一地区已多次被广泛关注，随后又被迅速遗忘。如2008年和2014年关于东莞凉山童工事件系列报道、2009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吴虹飞的报道《毒品笼罩下的彝族艾滋孤儿》中提到的“八千艾滋孤儿”所引起的公众震惊和地方愤怒等等。在我看来，大凉山的问题既是边疆地区自身社会转型未成功之痛，也是国家-社会、传统-现代、城市-乡村等多重结构关系调适不当之后果，更是伴随着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带来的政治经济不平衡在民族地区的集中表现。事实上，这一地区的问题复杂程度远超所谓“贫困”或者“毒品”、“艾滋病”本身，我们应当在社会转型的视野中进行多维审视。

一、大凉山历史变迁

大小凉山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脉北段，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之间。其东、西、南三面被金沙江环绕，北以大渡河为界，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境内河川密布、群峰耸峙，峡谷壁立，平均海拔2000—2500米，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自古既是凉山彝族割地称雄的场所，又因扼制安宁河谷而成为内地连接云南和西藏的交通要道。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大凉山历史上是一片“独立王国”，处于帝国边陲。自元代以来，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册封一些当地首领，世代承袭，作为土官管辖地方，形成土司制度。到了清代中叶，凉山地区已经有着大小100多个土司。随着清王朝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基本稳定，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中央王权开始在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云南彝族聚居区的土司治理格局多被取消，但四川大凉山彝区由于自身政治经济体系的完整性和特殊性，国家权力一直仍未能实现对其的直接统治，仍以土司任命的方式实现间接治理。20世纪以来，国家权力不断对凉山彝族地区进行渗透，实现了近代国民政府保甲制度与土司制度的整合，并在当地逐渐构建起“民族-国家”意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凉山彝族的现代发展历程并非如主流话语中所描述的那样“从奴隶制社会跨越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跃跨千年”。事实上，历史上的彝族社会虽然存在等级制度，但这种制度与其历史进程中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相适应，是地方社会结合的重要机制。传统彝族居住在高寒山区，以畜牧业为主，兼营一些农业，在山上比较平坦的地方种植一些荞麦、燕麦等农作物。随着马铃薯和玉米在凉山彝族地区的引入和广泛种植，此类高产量的农作物使得面积和肥力一定的土地有了养活更多人的可能。彝族社会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农业新物种的进入使彝族社会逐渐由畜牧经济转变为农耕和畜牧混合经济类型。

共产党政权确立后，通过国家制度的设计和政策的推行，将包括彝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纳入“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并在苏联式民族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民族识别为各少数民族贴上线性社会进化论的社会阶段标签，彝族被认定为在解放前是奴隶社会形态。而新政权的到来，使其“一跃跨千年”，跨跃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深刻卷入到官方话语中“各民族同步前进”的历史进程中来，建国以来历次社会运动和政策变化都深刻波及到地处西南边陲的大凉山地区。在科层制的现代国家制度治理之下，凉山地区的当代历史进程出现了“相同的步伐”，直至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后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话语代替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尤其是东南沿海中国利用地理区位、历史联系以及中央政策的倾斜成为打开国门后的首先受益者，而大凉山尤其是腹地地区逐渐在这场以经济发展指标为衡量尺度的赛跑式的“发展”大潮中落后下来，“扶贫”成了这里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工作。“老少边穷区”的帽子成为“发展”时期凉山地区的一个重要时代印象。这时的凉山，在GDP为导向的发展逻辑下，出现再次边缘化和他者化的倾向。

2013年6月8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农作乡中心校，因为当天学校停电，孩子们到三点才吃上“免费午餐”。 兰卉澎湃资料

二、依附与流动：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失衡

这种“落后”应当如何解读？

沃勒斯坦在他的世界体系理论中论述了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区与边缘区的辩证关系，而这种关系同样可以解释一国框架以内的经济体的中心区与边缘区。他认为，“中心区和边缘区的统治阶层为维持他们的生产和就业水平而牺牲边缘区。然而，边远地区仍然处于经济体之中，其诸多原因中包括中心区的资本家需要边远地区的土地和人口所代表的自然区域和潜能以及中心区对边缘区产品-特别是由于生态原因而由边缘区提供的独特产品以及劳动力成本的考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都市化正是在农业积累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随着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国家应当运用制度设计来实现社会公平，构建以完善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体系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但事实上，当前的农村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农村仍然维持在政治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今全球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现代化则是我国发展的重要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城市发展传统得到了延续，被国家政治体系紧密的掌控并建立起了更为完备的城市等级制度。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行政机构的分级设置和集中体制下的非均衡注入式投资相结合。所在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该城市得到的投资就越多，其经济与社会规模发展也就越快。当前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突出的城市，大多是直辖市、省会城市或国务院计划单列城市。在这种城市的差序格局中，乡村的排序最低。许多县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实力都高于坐落于本地的市，但在行政上却要隶属于这个市，县自然成为市的输血库。另一方面，城乡分割政策体系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别，并带来了将农村劳动力推拉向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的持续至今的城市新移民大潮。第三，现行治理架构往往使城乡结构差异之外衍生出Alfred Stepan 所说的“民族地区-非民族地区”的非均衡联邦式政治结构，从而在国家发展主义的战略中处于不平衡的位置。因此，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日益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人们出于对贫穷的恐惧而试图向外逃逸。

从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迅速的都市化给国家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失业、贫困、犯罪、环境污染等都已经并正在发生。因此，片面发展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和过分集中是值得吸取的教训。正是在以城市化和现代化为方向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流动”这一时代性问题。人口流动是城市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都市地区聚居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或是这种比例的增加常被用作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标。人口之所以向城市集中，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使城市就业机会增加，生活的现代性获得可能性也吸引了乡村居民的移入，另一方面是乡村人口自然速度过快与乡村地区本身的就业机会增加速度不足之间的矛盾生产出过剩人口，这也是凉山童工等事件出现的社会根源。

三、城市中的他者：社会空间的生产与结构性边缘

按照现代性理论，人口的流动意味着现代社会与现代人际关系的建立。但弗兰克提出事实上，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产生联系并通过“中心-边缘”的结构强化了二者的区分和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的依附。梅利索克斯则在对法国的非洲劳工型移民研究中指出，边缘和中心的真正分工是，边缘地带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中心地带利用劳动力生命周期使用劳动力，并在劳动力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将其驱逐回边缘地带。劳动力的生产和使用的分开，就是中心地带不断获得经济剩余的秘密所在。

包产到户的农业劳动生产关系变革使凉山当地种植和畜牧业上产生了相对剩余劳动力，而在全国意义上的经济改革传统则造成了地域性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的差异，包括东西部发展差异、城乡差异以及族群差异。在这个大的改革格局中，彝族地区剩余劳动力实现了自发性的农业外领域转移。这种转移具有一种空间意义，即从西部少数民族农业地区转移向中西部和东部汉族社会的城市地带。8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批凉山彝族青年人涌入城市。在国家治理者的视野中，这些人大多是带来治理难题的“盲流”并予以打击遣返。对于彝族的族群身份认同和对于农民的阶级身份认同的叠加之后，城市中的彝族青年产生一种双重的边缘身份建构并急于寻求传统社会网络在陌生社会中的支持。

历史上彝族的家支对成员的保护功能非常突出。因为彝族社会在历史上作为边陲地区，处于有国家无控制的状态，虽然名义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管制，但是地方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家支的社会结合与控制形式进行的。对于社会个体最严厉的惩罚就是将其开除出家支。一旦被家支开除，这个人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家支成员在地方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也丧失家支对其的保护功能。解放后，家支活动被禁止。改革开放初期，因为该地区人口流动少，家支的影响与控制仍然十分强大，但是随着人口流动的数量增长和频繁，家支作为社会控制的组织功能逐渐被削弱，甚至某些家支走向反面功能，蜕变为家支成员贩毒的网络和保护伞。整体而言，家支作为传统社会结构中重要的组织要素，其区分人的关系的功能仍然得到延续。

在流向外地的彝人中，传统社会中的社会资源仍然是其在城市社会生活的支持网络。同乡，同家支以及姻亲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彝族人的主要交对象，体现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支持与控制力。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与深入，彝族与汉族以及其他族群的互动越来越多。出于不了解而产生的陌生感往往伴随着一些印象而将彝族与落后等想象联系起来，从而在陌生的基础上出现社会排斥。城市中的社会排斥不但是城乡差异、汉彝差异、传统与现代差异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制度性差异的表现。“落后”往往是制度性歧视的后果，彝族地区的经济、教育、医疗卫生等制度缺陷导致彝族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或卫生等概念并非完全适应，这些现代概念并没有完全嵌合在当今彝族社会意识之中，因而在日常实践中，深受现代理念及实践影响的城里人对彝人表现出排斥。从而将城市中边缘化的彝族群体推向更为边缘的社会空间。

进一步地，城市本质仍然是国家和市场的空间。作为整体，凉山彝族的年轻人们只能在凉山这一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族群结构性边缘化和汉人地区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性边缘化中进行选择或摆动，除此之外，并无第三条道路。教育或许能够带给这个民族未来的希望，但似乎却要以“现代化”的民族性断裂作为代价。基于科学主义的技术权力、基于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政治权力和基于资本市场运作逻辑的资本权力同时作用于凉山彝族群体，他们处于多重不平衡中结构性边缘的位置，似乎无法逃避无处不在的权力规训。事实上，他们也在以本土文化作为资源和策略进行着抗争，以试图逃避权力制约与束缚。这种抗争的文本更多地是一种“弱者的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全球资本的进入和市场机制的建立，对凉山彝族地区来讲，现代国家和市场成为全球化时代“输入式权力”的重要来源，地方传统文化则成为外来力量冲击的对象，同时也似乎成为彝族人唯一可以凭借以进行现代性反抗的资源。

四、结语

综上，大凉山的贫穷问题、毒品问题和城市犯罪问题的本质是民族地区农村前途的走向问题，是全球化、国家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地方社会如何应对的问题，而其根源在于机会和权利的结构性不平等。一个有着自身历史发展轨迹和社会文化结构的“独立王国”，在近现代以来，伴随着国家权力的不断渗透和对地方社会结构的瓦解，彝族人日益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一方面，现代性的侵入已经使得完整的传统文化保持与传承不再可能，另一方面，地方社会对现代国家意识和规范的接受和适应仍然需要时间过程。传统主义文化机制、现代国家化进程中的革命主义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主义传统共同构成了当今彝族社会价值的多重面向。我认为，思考如何在快速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语境中恢复一个拥有自身历史、文明和荣耀的古老民族的自尊，唤醒其文化自觉和主体意识，才是顺利实现大凉山现代转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