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种树惊动美国：一个私有产权的奇迹

来源：人文经济学会

作者：陈兴杰

一

河北两位残疾老人贾文其和贾海霞，花14年时间种了上万棵树，愣是把昔日荒凉的荒滩养成一片葱葱密林。读这篇新闻时，我真是感慨人类创造力的伟大。哪怕最卑弱无助的残疾人，一位双眼全盲，另一位失去上肢，没有任何文化技术，由于专注于这件小事，竟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

说起来好俗气，他们植树的动力竟然是赚钱。赚钱这事真有魔性，它使残肢者奋起，盲眼人趋光，富有神性地生活。我说这话出自完全的赞美。当然，我主要是想赞美私有产权的作用。这件事情和私有产权有什么关系呢?要理解这点，先从中国的林木采伐制度说起。

二

中国的《森林法》对林木采伐有严格限制。国家集体大片的森林就不去说，连农民自家林地的采伐，也很不自由。除了自留地和房前屋后的零星个人林木，采伐林木需要采伐许可证。也就是说，就算农民责任田的树林(自留地在法律上不等于承包地)、开荒种植的树林、合法使用的林地，也不能随意采伐。农民想砍自家树，先办采伐证。

这种限制看起来不是大问题呀。不就是办证么，麻烦一点就是了。实际操作起来哪有这么简单。办理证件首先要提交林木的权属证明。这个前提条件就很够呛，因为农民除自家宅基地和责任田，其他基本没有产权证明。开荒种植的林地，法律上一般属于集体，实际由开荒者支配。集体和个人权益分配，多是依乡约惯例，法律上往往一片空白。这也是农民植树的最大阻碍——缺乏产权证明，或者确权过程繁琐。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里，详尽描写了产权不明的尴尬和困顿。

就算林木属于自家，也能提供证明材料，还要填写采伐地点、面积、树种、株数、蓄积量、作业时间，等等。除了形式审查，林业部门通常要实质调查，一拖延又过了一段时间。办理采伐许可证通常要收费，有些按采伐面积，有些按立方数，有些直接按交易量，按销售额比例。各地方规定的费用不同，对农民而言，其实也是一项负担。

就算木材砍伐下来，要运去贩卖，还要办理“木材运输许可证”。这一重麻烦通常由木材收购商承担。至于零星木材砍伐，或市集零售，就要冒很大风险。我的老家在南方山区，以前当地派出所的一大收入来源，就是非法木材。他们开车在公路巡逻，凡是小型车辆拉木材，通常都是两证俱无的“黑木”，那就要罚一笔钱。南方林区警察会以此牟利，北方缺少树木，打击私自砍伐，则是法定职责。

三

就算材料完整，合理合法，林业局往往会找理由拖诿塞责。原因很简单，林业部门的法定职责是保护森林资源，他们一切的行动逻辑，考核指标，都围绕森林覆盖率、林木存量、打击盗采数量、植树造林，等等。至于采伐数木则与他们业绩直接冲突，为什么要积极办理?前面我说到，有些地方办理许可证需要收费，有些收费还颇高，这也许还能降低农民办证的难度。无利不起早，有钱好办事，激励法则对官僚部门其实也适用。

城市里的一个普通商人，你让他跑工商局办件事，都要几经折腾，头疼得要命，何况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为了砍几棵树，让他们填写看不懂的表格材料，求村支书开具证明，在县政府办公室敲门询问，求科长局长们盖章。一些地方的公务员治理差点劲，设槛寻租，鹭鸶腿上劈精肉，这些都很常见。这一关一道对农民而言，比少林寺十八铜人阵还难过。

这就是中国农村林木采伐的法律环境。所谓林木采伐许可，对普通农民而言，基本等同于不许采伐林木。法律之下是屡屡处罚被抓的农民。用“砍伐自家林木”作关键词搜新闻，你会发现大量被判刑的农民，依据无非是没有采伐许可证，非法采伐。

三

中国很多立法有严苛、甚至不讲理的一面，守法执法时就是另外一回事。比如我就觉得，日常生活中，大部分农民都是按照朴素自然观念办法。自家林地上，该种就种，该采就采，有谁会傻到办什么许可证。除非被小人举报到官府，通常也没人管这事。若是严格执行《森林法》，山区大部分农民都足够抓起来判刑。

话虽如此，这也不意味着恶法没有杀伤力。森林法直接打击的，是林业领域的企业家精神。有志于造林致富的农民，他们就面临现实法律障碍。他要估算成本，防范政策风险——想想看，如果花费数年甚至十几年时间，投入巨大成本，营造出一大片经济林，到了收割效益时候，林业部门以环保价值的理由不让采伐。你会不会气发疯?这种事情其实很正常。

任何行业的企业家，他们都是财富的挖矿机。敢于吃螃蟹的英雄，更是他们领域的哥伦布。跟风效仿者只是跟着把蛋糕做大而已。尤其在农村，富有胆色的企业家、致富带头人，那更是稀缺资源，他们面临着比城市复杂的人际关系，糟糕的法治环境，真想做成一点事，风险之大可想而知。《森林法》打击的是林业企业家，自然断送了农村植树赚钱的浪潮。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为鼓励农民植树，可说是费尽心思，钱也没有少花。通行做法是根据树苗发放补贴。除了养肥一大堆农基站和育苗企业，基本没起到育林效果。农民领补贴之后，很多并没有植树。如果按照植树的成活率来发补贴，农民又不积极了——本来就没有多少钱，还拖拉着不发放到位，谁会积极种树呢?至于钱到手之后，树苗是死是活，能否成材，也无关紧要。反正这些树木终归不能变成农民的真实收益。

政府植树补贴，看起来轰轰烈烈，其实造成了很大浪费。民间有谚，年年种树年年荒，年年种在老地方，说的就是这现象。没有完整产权，没有稳定预期和收益，靠宣传和补贴根本无法成事。中国北方的成片造林，基本靠着政府扶持的企业在做，成本很可观。

四

民间造林这么难，为什么贾文其和贾海霞这哥俩就办成了?

我认为，他们的经历无意中达成了较完整的私有产权状态。

首先，他们植树的河滩是村委分给他们的。当时他们看中这50多亩荒滩，就去找村委会签协议。当时贾海霞是这样想，“要是植好成别人的了，我们这干了个啥?”村里也同意了，在一张皱巴巴的村委公用笺上，写下几行字：

为了发展林业，支援国家建设，要想富栽林木。为了照顾残疾人，愿将座落在大河中间余留的夹河岸二片，批给贾文其、贾海霞两人经营植树管理。村委不收任何费用，自己处理树木，收入归自己所有。如果被洪水刮了，村委不赔偿任何损失。以上协议共同遵守。

我认为，这短短的几行协议颇有当年小岗村改革的神韵。“自己处理树木，收入归自己所有”，这几个字才是两位残疾人成功的秘密。

五

在他们认知世界里，这一纸协议大过天。他们获得一片产权大体明确的荒滩，这就算有了保障。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十四年如一日，辛辛苦苦地种树。两位都是残疾人，又没有植树手艺，一开始自然成活率不高。据说最早种了800多枝，只活下两棵。他们并不着急。贾文其说，“有驴不怕慢，只要天天赶，总会走远的。”只要荒滩种下树，树木能成林，收益全归他们，晚年也就有倚靠。经济学的世界里，稳定的预期比黄金更重要。

你可能说，他们不用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吗?这已经不重要了。即便需要采伐许可证，最多只是麻烦辛苦，或者请人劳驾跑几趟。更大的可能性，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许可证。树木都已成林，他们就已经赢了。谁会恶毒到和残疾人的养老钱为难呢?不说官员不会管，小人不举报，木材商人也会上门热忱地谈生意。两位植树老人都是重度残疾，这一重不幸身世在中国社会无意中破开了管制。

大概从签订协议那一刻起，他们也明白：这片树林属于他们，指着它们养老了。

还是那句话，稳定的预期比黄金更重要。林木采伐许可证?死开去!

残疾人难以从事繁重、复杂的体力劳动，植树反而会有一些优势。用刀把大树的旁逸枝杈砍下来，当作树苗，用水浸湿，直接插进泥里，多浇几次水，就算完成植树。他们采用最原始的“扦插法”，种植易成活的杨树和柳树。只要勤加看护，确保一定成活率就可以了。不需金钱投入，只需付出劳动。在毅力、耐性这些方面，残疾人比一般人强许多。

写这篇文章时我特意查新闻，果然有发现：残疾人植树育林在北方其实很常见。他们通常被描绘成身残志坚、造福世人的案例。实际上真相可能是：残疾人在农村植树造林这项劳动里，颇有比较优势。市场无绝人之处。

六

只要付出辛勤和耐心，就能看到希望。植树造林越往后，希望就随小树茂盛生长。两位残疾老人是在和命运抗争，真正驱使他们植树造林的动力是赚钱。这一点并不丢人。他们成名之后，受到宣传机构和媒体摆弄，可能也会说些无私奉献之类的话语。他们说说也就罢，旁人如果相信，并且真心抱着那样的期待，那就近于愚蠢有害了。

做个明事理的人，既要洞察世间真相，也要体谅人情冷暖，以免被人牵着鼻子走。最近两位老人的事迹火到美国去。有记者走近他们，发现两位老人私底下在大倒苦水。官方和媒体总让他们说些“创建森林城市，防止大气污染”之类的鬼话，他们越出名，光环之下越有重压，以后连树都没法卖了。当初不是为赚钱，两位老爷子会苦熬十四年，种出一片葱葱树林?现在木已成林，却让他们空着肚子唱高调，这不是害人嘛。

最后，容我对那些不让谈钱、贬低谈钱的人们喊句话：死开!别挡着两位爷爷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