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这意味着已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被依法废止。决定规定，劳教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劳教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12月28日光明网)

从今年3月起，各地基本停止适用劳动教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是否意味着对提前解除劳教者就不管了?虽然被劳教人员不是“大恶人”，但不少人也是违法人员。将这些人放任社会是不是存在安全隐患?“劳动教养”制度正在被“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所取代。应该说，废除劳教是社区矫正立法的极好契机。

1973年，美国明尼苏达州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蕴涵着刑罚的惩罚性和恢复性双重价值。由于在惩罚和改造罪犯方面的良好效果，社区矫正成为欧美等国家预防和控制犯罪的主要措施。在我国，2012年3月1日《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正式施行。截至今年10月底，各地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166.5万人，累计解除矫正100.7万人，正在接收社区矫正人员65.8万人。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的重新犯罪率为0.2%。随着劳教制度的废止，体现中国特色的矫治法应紧紧跟进。

通过立法建立人格调查与过渡训练制度。对轻微违法人员，特别是已涉嫌犯罪人员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美国建立了判决前人格调查制度。美国的法官在判决前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和作出调查报告，调查的主要任务是评估犯罪行为人会给社区带来的危险程度，并且决定治疗需求。在美国，对缓刑和假释人员需进行释前训练。社区矫正机构设立“中途之家”，开设知识培训，为犯人进入社会做好准备。这些都值得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借鉴。

通过立法建立“社会服务令”制度。“社区服务令”作为代替监禁的一种刑罚，被很多发达国家所采用。社会服务令降低了刑罚执行的成本，更多的体现人性化处罚，避免了短期限制自由的人群交叉学习犯罪的后门。而且轻微犯罪人员在社区劳动，有利于他们重归社会生活，同时具有补偿社会的功能。中国式“社区服务令”需要从法律层面明确权力主体、劳动方式、时间以及监督人、参与人等。比如在欧美国家，社会服务令权力主体是法院，而不是警察系统。

通过立法激励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美国每年大约有30万至50万志愿者加入到社区矫正工作，美国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文化水平、工作经验有一定的要求。志愿者可通过一对一或集体授课、培训技能等方式帮助对方矫正。美国公民积极参与社区矫正，使对方感受到社会的支持和温暖，有利于提高他们对社会的认识，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最大短板就是志愿者短缺。只有充分激活民间力量与社会资源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来，才能更好地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满足被矫正者再社会化和实现自我发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