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公共文化场馆、公共交通工具等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在其他有禁止吸烟标识的公共场所要带头不吸烟。

　　与其把中央的这个通知看作是利用行政手段来禁烟，不如将其看成是利用科学原理和手段来禁烟。这种方式禁烟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现在当然不好说，但是针对中国现在公共场所禁烟几乎全面失败的困境，这无疑是禁烟手段的新探索和新应用，不妨一试。

　　中国承诺在2011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但迄今，中国仍无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却增加了约2亿人。烟草禁而不止的主因固然是烟草带来了庞大利润，但领导和明星等社会地位高的阶层对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这就需要从科学原理来探讨如何禁烟。

　　所谓科学原理是指社会心理学的中的社会影响力和说服的原理。社会影响和说服是指在他人言行作用下，引起个体(受者或被说服者)思想、感情和行为的变化。吸烟行为的改变同样甚至更符合影响和说服的范畴。而在影响和说服的手段中，通常有强制(行政的)、奖赏、利用威望或影响力、法规(公权)、参照系和信息等。

　　显然，在禁烟问题上，我国现在仅有一些难以执行的一些规定，还没有法规，因此，除了这两种强制因素需要加强外，现在需要特别利用威望或影响力来改变公众的吸烟行为。这就涉及谁来影响，影响力是否大，是否足以说服烟民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等问题。

　　美国的戴维·迈尔斯在其著作《看不见的影响力》中对影响力做了三方面的阐述，即从众、服从和群体影响，并把这些归结为看不见的影响力。这固然有道理，但是影响力中也有很多明显看得见的要素，例如，社会阶层或社会地位高的人对公众的影响力，也是一种看得见的影响力。

　　按照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的模式或形成，一般是官员、知识阶层(科学家)和明星等影响公众，也即社会地位高者对社会地位低者影响力大一些，并进而可能形成某种时尚和行为方式。这实际上就利用一部分的人威望来影响另一部分人。

　　尽管现在中国的官员在公众中的威望未必高，而且因贪腐、滥用职权等丑闻而让威望和影响力每况愈下，但是，作为中国社会的决策层和一直拥有的不可动摇的较高社会地位，其影响力是不容否认的。如果官员在公众场所不吸烟，就是一种明显的影响力，甚至比吸烟罚款之类的强制力有更大的影响力。

　　而且，官员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也涉及影响力的另一面，公众可能被说服的程度。公众能被说服不吸烟除了要通过科学传播让其知晓吸烟的危害外，还有其他因素，如信息传递者与受者的相似性、说服者的吸引力和受者的畏惧态度等。以畏惧而言，在中国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当官的都不吸烟了，还有哪位草民吃了豹子胆敢在公共场所吸烟呢?官场和职场的现状已可证明。湖南有个通行的“规则”，会场抽不抽烟主要看最大的领导。一把手不抽烟，下面的“瘾君子”就都强行憋着;一把手抽烟，下面的干部就跟着吞云吐雾起来。

　　当然，利用看得见的影响力说服公众不吸烟还不仅仅是官员在公共场所带头不吸烟，还需要明星等其他社会阶层较高的人承担不吸烟才是有派和时尚的信息传递者，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银幕、荧屏上。明星的行为在社会影响中之所以很大，显然是通过让公众模仿而产生的。模仿也是社会影响不可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在禁烟中有同样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中国的银幕、荧屏上，有不计其数的演员在扮演伟人、英雄、名人时都把吸烟作为一种日常行为或不可或缺的行为来演绎，这些人不可一日一时无烟，甚至无烟不说话，无烟不行路，无烟不吃饭，无烟不睡觉。这就很容易种过成公众对演员的模仿。而且，这种模仿的危险害性显然大于公众对官员吸烟的模仿。

　　原因有很多。由于模仿是在没有外在压力条件下的个体受他人影响而仿照他人，就会产生多种效应。一是社会下层人士喜欢模仿上层人士，二是效果特别好特别大，三是模仿者认为是在模仿英雄行为，因而模仿一旦开始，便按几何级数增加，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大。一些人，尤其是尚未形成价值观和判断力的青少年，更容易以为银幕、荧屏上的正面人物吸烟是一种英雄行为或潇洒、有派，在不知不觉中和更多地是有意地模仿。

　　所以，如果在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公共文化场馆、公共交通工具等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之外还有一个中央通知，演员不得在公共场所和银幕、荧屏上吸烟，在中国就有可能达到更好的禁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