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上午，国务院在中南海首次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监誓。今年以来国务院任命的38个组成部门、直属特设机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的55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正式确立，源自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该决定规定，各级人大及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国务院组成部门负责人亦属此列。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法律地位。据统计，在193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明确作出宪法宣誓相关规定的有177个。中国自不应例外。宪法宣誓制度的常态化、制度化，不仅有利于树立宪法权威，也有利于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观念。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语境下，国务院此番在中南海首次举行宣誓仪式，更是一次积极的垂范，昭示出中央政府敬畏宪法的决心。

这一决定自今年1月1日施行以来，各地运行良好，民间反应热烈。1月12日，新当选河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赵克志成为今年首位向宪法宣誓的“封疆大吏”。而在节前的9月14日，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王东峰为天津市副市长、代市长后，王东峰亦向宪法宣誓。

实际上，在更早些时候，各地也不乏这方面的探索。而从各地的零星实践，走向制度化的既定程序，也表明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越来越规范。向宪法宣誓不仅仅是一个仪式，而是维护宪法权威、遵循法治精神、推进依法治国的表征，并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新常态、新动能。

向宪法宣誓这一仪式的背后，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誓词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着千钧分量。如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责任”？如何“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如何“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这些话语含蕴深广，远非字面上那么简单，而是直接指向了嗣后的权力运行、法律意识乃至日常的行为准则。

晚清重臣曾国藩在家书中述其升官之后的感受时写道，“惟有时时惶悚，思有补于万一”。撇开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不谈，只就其能时时持有惶恐警惕之心而言，也应该是官员对待权力的正确态度。权力不只是自由度的加持，而更是一种约束。无论是内在的道德感，还是外部的监督力量，最终均指向“为人民服务”这一崇高宗旨。

此外，以宣誓作为任职之肇始，也标示出权力来源的清晰路径。官员的权力不是从天而降，也不完全是“个人奋斗”得来，因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源自法授。也因此，每一名接过权杖的官员，都应该明白，向谁负责、为谁服务、接受谁的监督。

这样“直观”的仪式，不仅使得民众可以看到、听到公职人员的亲口承诺，并因为承诺而多了一层法律意义上的约束，也使得以往过于宏观的宪法逐步转实，并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具体实践之中。

当然，作为一种礼仪活动，宪法宣誓制度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若想宪法真正产生强制性约束，还有必要尽快辅以相关的制度。比如，尽早制定追究违宪责任、明确违宪审查权主体和程序的相关法律，真正从实体法上确立违宪责任和制裁的措施，从程序法上确立违宪审查权的主体和程序，才能够将“违宪必究”落到实处，也才能够“维护宪法权威”。

又如，除了宣誓之外，针对公职人员的相关制度性约束似也该扎实推进。此前坊间多有讨论的官员个人财产公开制度，则不妨在现有个人事项申报的良好基础上择机有所突破。一个官员是不是“廉洁奉公”，个体的修为敬仰固然很重要，但似乎也不能总是停留在对个体道德的依赖上，而应该有更具体、可操作的制度性规定。

说到底，对于宪法的敬畏，应该是全体公民的共识，无论公职人员还是一般民众，都应该树立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这样，宪法才不至于凌空蹈虚，而诸如公民权利、民主宪政、法律意识等等宏大命意，方才有可能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而不至于止于纸面之上，这也是向宪法宣誓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