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特约评论员胡印斌

一起暴力伤医事件，在发生近20天后，开始发酵。终于在13日晚，有了初步处理。昨晚，北京西城警方发布通报认为，郑某宇、郑某蕊父女二人，妨碍值班医生正常工作，并对医生进行殴打的行为，既侵犯了医生的人身权利，也影响了正常医疗秩序。西城公安分局对郑某宇依法刑事拘留，考虑到郑某蕊系在校大学生，且对自身行为真诚悔过，并得到了赫医生的谅解，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事发多日，才引起各相关机构的正视，并有了一个初步的调查处理结果，尽管来得有些晚，不客气地说，甚至有些拖沓与麻木，但终归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令人欣慰。

这也表明，在习惯认知中，乃至在医疗机构的习惯思维中，息事宁人仍是遇到类似医患冲突时的不二选择。至于在这一过程中，医护人员合法权益是否受损，这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是否得到维护，并不是第一要务。

而当事件引发了舆论关注，并形成舆情之后，则问题的性质又发生了变化，从一起普通的医患冲突演变为一个典型的公共事件。相应的，有关各方的处置热情自然就大大不同。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视频看，至少可以肯定两点，其一，冲突系由家属率先发动，先是患者家属郑某宇主动攻击赫英东医生，其后则是郑某宇全家三人疯狂围殴医生；其二，在郑某宇攻击赫医生时，赫医生有推挡、反击的举动。

事实上，这也是此事被一些人视为“互殴”进而搁置处理的原因所在。这显然是片面的。面对咄咄逼人、一再推搡的郑某宇，医生的反击恰恰是一种正当防卫。不如此不能够脱身，不如此也不可能逼退已失去理智的攻击者。

无论如何，拒绝讲理，直接对医生大打出手的做法，都不可取，都应该受到强烈谴责。

这一事件也引发诸多思考，即，一个社会究竟应该如何保护医生的专业判断？在患者的知情权与医生的专业判断之间，我们如何求得平衡？那种依靠拳头、依靠暴力解决问题的做法，为何难以禁绝？

医学是科学，而医生则是掌握并实践医学科学的载体。中国人在对待医生的态度上，往往走极端，要么奉之为神医，亦步亦趋，不敢有任何违拗，甚至当一些骗子医生明目张胆行骗时，也悉听尊便，不会有任何反抗之举，或者连反抗的念头都不敢有。而汉语中，褒扬医生的语词与说法，车载斗量，也格外丰富。

另一方面，相关的贬斥、调笑等污名化举动也十分严重。在很多语境中，医生都是被攻击、侮辱的对象。

对医生动辄走极端、恶意攻击，一方面，不排除科学素养欠缺、理性认知不足的因素，很多人，包括一些获得很好教育的人，在就医时遇到困难和问题，往往不是寻求理性解决，而是倾向于直接采取暴力行动。

另一方面，此举也暴露出当下医患沟通的困难以及构建医患信任的艰难。由于中国特殊的医疗体制，医疗事业公益性和商业性并存，导致医生的收入未能体现其劳动的付出，再加上整体社会不良风气的侵染冲击各个职业的职业道德。种水稻的不吃自己的米，种菜的不吃自己的米，做药的不吃自己的药，医生群体也不可避免地被“污染”，红包，药代，误诊的情况，让社会对医生的整体信任和尊重下降。

事实上，这种困难局面的产生，源自于方方面面，既包括医生乃至医疗机构无法迅速满足每一个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权，也包括患者总是在“被伤害想象”刺激下的负面情绪酝酿，无知的后面，是无力、无助。在这个过程中，简单地说什么“相互理解”“顺畅沟通”固然很容易，但具体到现实操作，却千难万难。

从常理而言，患者应该信任医生的专业判断，这不仅仅是因为双方存在信息差，而主要是因为我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是否剖宫产，医生的专业判断当然是建立在对患者情况的综合考量之上的。患者也好，家属也好，有不同想法，完全可以正常沟通，但上来就老拳伺候，则属于最坏的“交流”。依靠暴力，打不出一个朗朗天空，更何况，一个文明社会，怎么能够让医生总是在暴力胁迫下治病救人？

中国医师协会在此前的声明中连续使用了三个“期待”，这应该也涵盖了处置类似事件的基本原则：期待公安机关用快速准确的定性履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规定的职责；期待医疗机构强力维护医护人员的执业安全，让平安医院建设落到实处；期待广大患者理解和尊重医师的专业建议。当然，声明同时也呼吁广大医师自律，希望全社会能让医师有安全的、温暖的外部环境。

目前，此事的应急处置已经完成，尽管这同样来之不易，但相比“尊重医师的专业建议”“让医师有安全的、温暖的外部环境”而言，仍属第一步。一个文明健康的社会，必须要有强大的制度建构能力，这不仅包括建章立制、设定规范，也包括雷厉风行的执行与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对伤医者的雷霆手段，怎么可能会有医生的菩萨心肠。诚如西城警方通报所言，维护良好的医疗秩序，保障医务人员和患者人身安全，是公安机关、医院及相关主管部门、患者的共同责任。

应该明白，保护医生的人身安全、合法权益，就是在保护患者的利益，就是保护这个社会的健康与安全。医生被打，受害的是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