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日前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条例明确提出，六类人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其中包括：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领导干部。

　　这次新印发的条例，亮点颇多。其中，关于“裸官”的内容之所以更受网络关注，大概是因为，一方面贪官外逃现象令人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对“裸官”在制度上加强防控，正是公众所期待的。

　　关于外逃贪官，《法制晚报》有一组数据足以让人瞠目结舌：近30多年来，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卷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人均卷款1亿元人民币。这些外逃贪官在国外通常出手阔绰，买房不眨眼。显而易见，先“裸”后逃，是外逃贪官们的基本规律。而防控贪官外逃的第一要务，是管好“裸官”。

　　关于怎样管好“裸官”这个问题，有些地方其实已经有了举措。比如，广东省、湖南湘潭市都规定，“裸官”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显然，有贪腐问题的“裸官”若担任正职，或者获得提拔，无疑为其外逃提供了方便之门，因为权力与约束力是一种反比关系。尽管在提拔任用方面收紧“裸官”权力是必要的，但终究只是治标之策。想想看，“裸官”如果已经是正职或重要岗位的领导，怎么办？领导干部人数众多，如何辨识哪些干部是“裸官”？“非裸”官员获提拔后，有没有“后裸”的可能？

　　所以治本之策，应当是以“裸”治“裸”，让每一个官员在个人事项及家庭财产方面，先大大方方“裸”起来，这才是正能量的“裸”。说起来，“裸官”原本就是一个好词儿，在许多国家，它的意思是公开透明，财产收入无秘密。在我国古代，也不乏“裸体”做官者，他们履新时，不带亲属随行，“裸”身而来，清白而去。可见当官还是“裸”的好。

　　当然，防控“裸官”，不能搞有罪推定。当前语境下的“裸官”，并不能直接与贪官画等号。毕竟，官员子女有权出国正当求学、就业。因而将“裸官”置于“聚光灯”下特别监管，存在挂一漏万的风险。所以治“裸官”不能专门针对“裸官”，而应当让所有官员都正确地“裸”起来。

　　正确的“裸”，就是让官员家庭财产信息去神秘化，权力运行透明化。这既涉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全面推行，也涉及官员权力的监督约束。毋庸置疑，让官员财产和权力“全裸”起来，就无须另行专门建章立制防控错误的“裸”。一套科学的制度不仅可以管用上百年，而且还能管到其他很多方面，从而省去“一事一制”的怪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