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初次睡整觉那晚，没把吸奶器带在身边的我，感觉就像有两块巨石压在胸口。想起生产以来，开奶、堵奶、涨奶、为复工存奶的一系列经历，我在朋友圈写道：“每个能在母婴室自来熟地交流喂养经验的妈妈都知道，当体系性的支持缺失或是无法触达个人时，一味提倡母乳喂养如同枷锁。”

　　刚生产完那段时间，是我得到最多关心的日子。出院后，医院会发来调查问卷并进行电话回访，我所在的社区卫生院也派来医生，为我的身体恢复和新生儿的养育问题答疑，还和我签约了一项名为“家庭医生”的服务——说到“家庭医生”，这无疑是个好政策，但医生超快语速的介绍，明显只把这当成一项推广任务，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遗憾。

　　医院墙上那些关于母乳喂养、辅食添加、发育训练的宣传海报，让习惯应试教育的我快速转化为脑海中的知识点，并输出为一条条行动方案。为此，我时常想，社会能不能和我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依据不同孩子的情况、不同的成长阶段，把零散的、不体系的知识变成持久的、有针对性的指导？

　　除了育儿本身的艰辛，工作与生育的冲突，也是一件不得不提的事。在我128天的产假即将结束之际，公司突然宣布“业务调整”，绝大多数同事被迫另谋出路，余下的同事则要承担超高强度的任务。尽管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辞退哺乳期员工，但在巨大的育儿压力和公司的尴尬现状面前，我经过权衡，还是选择了主动辞职并领取补偿。一方面，这个决定让我免于承受一边通勤加班、一边喂奶带娃的艰辛，但另一方面，这也给我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变数，以至于我至今都无法确定，自己何时才能重返社会，又能否找到对口的工作。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辞职后，一位已育一胎同事来问我如何挂产科门诊的号，我的“恭喜”二字还没发送出去，这位3岁女儿的妈妈就语气平淡地说：刚进新公司就发现怀孕了，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只能打掉。职场对年轻妈妈的不友好，从这件事可见一斑。

　　在以孩子为绝对中心的新手妈妈生活中，上网刷视频是我主要的娱乐。其间，我在B站关注到了一位芬兰UP主，她有一个中国丈夫，也是两个混血宝宝的妈妈。芬兰以高福利而闻名，在她生育之后，当地法律允许她休假一年。与此同时，新一届芬兰政府还计划给所有父母同等的育儿假，并将生育后的带薪津贴增加到总共14个月，相当于父母每人164天。

　　当时，弹幕里很多“羡慕“飘过，而我想的是：倘若我也能这样休假，而不必辞职，那么，164天后，公司的业务发展方向已经调整几次了？过去一年的年终总结怎么写？明年的晋升名额，不出意外会给到同期入职的其他同事吧？在我想这些的时候，突然发现：生孩子这件事，似乎有点没意思了。

　　我的宝宝是2020年出生的中国1000多万名新生儿之一。这个数字，这几年与过去相比有明显的下降。数据说明，谨慎看待生育这件事的家庭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女性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参与到家庭以外生产的时代，我们通过教育、就业、恋爱体会着前20多年的人生，当生育不再是女性的必要职责，年轻女性踌躇了，退却了。其实，这并不意味着年轻女性不想做妈妈，也并不代表新一代人不愿承担抚育后代的职责，只是现实的压力实在太多，才让很多人难以轻易作出生育的决定。

　　两会在即，社会各界都在热议各种政策话题。如果要问我和身边的同龄人关心什么，与生育保障有关的话题，恐怕承载着最多的期待。我期待可以享受更充分的产检假、产假和哺乳假，期待家附近能有门槛低、收费低的公办托育机构，期待有更多的关于如何做一个父亲的社会教育，期待通过制度性的协助、认可和奖励减轻自己身上巨大的牺牲感。在大学室友纷纷生子后，我们聊天群的交流主题基本都围绕育儿展开。在妈妈这个身份降临后，大家似乎都变了个人，把孩子摆在世界的中心——不过，没有一个人表示想生二孩。

　　当下，鼓励青年生育，似乎是政策方向的一项共识。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能只靠精神层面的劝导激励，面对实实在在的压力，我们更需要实实在在的支持与帮扶。

　　（韩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