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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作者： 周玉文 (福建州驰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讯：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嘉禾北路529号站前步行街1幢812室，电话：13960660269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中最主要是就是严厉惩治经营者对消费者的欺诈行为。故此，我国自1993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即规定了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有缺陷的情况下仍然还向消费者提供的情况下，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即“退一赔二”——将有缺陷的商品或者服务按原价退回，再按该商品或者服务价格的二倍给予消费者赔偿。但是，具体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因而在2013年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中，将“退一赔二”的惩罚性赔偿修改为“退一赔三”，即有缺陷的商品或者服务按原价退回，再按该商品或者服务价格的三倍给予消费者赔偿。其目的当然就是通过惩罚性赔偿的手段以达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的。但在具体实施中——主要是在人民法院就消费者提起的惩罚性赔偿诉讼中，有不少提起惩罚性赔偿的诉讼是得不到支持的，甚至对不少提起惩罚性赔偿诉讼的消费者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因为经营者是不会主动向消费者去“退一赔三”的，甚至也不会发生经营者和消费者达成下“退一赔三”的协议，至少是笔者在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30多年的律师执业中闻所未闻。下面笔者就梁静茹在上海举办的演唱会发生的“柱子票”纠纷一案就经营者对消费者的欺诈问题谈一点个人意见。

该案大致情况是这样的：2023年5月20日、5月21日，梁静茹世界巡回演唱会在上海举行，有多名演唱会公众反映，自己花千元购买梁静茹上海演唱会的门票，到场后发现，视野被舞台四周的立柱遮挡，“看歌手成为看柱子”。2023年11月，9名消费者因买到“柱子票”起诉梁静茹上海演唱会主办方，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退还全部购票费用，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退一赔三”)。9名提起诉讼的公观众中，有6人为5月20日的观众， 有3人为5月21日的观众，购票的价格分别是699元、999元、1299元等。今年6月20日，上海闽行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售卖“柱子票”的行为尚未构成欺诈。判令被告以阶梯式退票比例按单张票价420元、650元、910元的标准退还原告票款。

一审判决后，9名原告中有7人提起上诉。但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了这7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参见《上海法治报》2024年9月27日A07版)。

笔者以为，这起案件大体上可以反映我国发达地区消费者维权的一个大体状况。一场具有数以千计观众的演唱会，购买到“柱子票”的观众恐怕是要数以百计的，但提起诉讼的也只有寥寥数人，虽然涉及到欺诈的惩罚性赔偿也是如此。即大多数消费者不愿意提起维权之诉，尤其是数额不大的在消费中被侵权的情况。这恐怕是经营者敢于侵犯消费者权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其一。

其二，虽然提起诉讼的原告(9名公众)也算是胜诉了——判决退回了他们所购买票款的大部分。但是，与他们的付出相比肯定是得不偿失的，仅从时间上来看，案件从2023年11月提起诉讼立案到6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时间经历了6个多月，按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程序来说都超期了，当然这肯定是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延期了。但对于原告的这9名观众来说，在长达7个多月的时间了，他们肯定要多次去法院、多次和法官沟通、交涉。因为法院和法官都希望调解结案，希望案结事了。在这个过程中就少不了和当事人或者代理人一次又一次的所谓“明之以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沟通和劝说。案件报道中没有提及这9名观众起诉是否有委托律师参与诉讼，如果委托律师的话，他们胜诉得到的这些钱肯定是不够委托律师费用的。即便他们没有委托律师，退还的这些钱与他们的付出也是不成比例的。下回如果在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恐怕也和其他观众一样也自认倒霉不再诉讼了。在资讯发达的今天，而且是在先进的上海地区，那些购买到“柱子票”的数以百计的观众也肯定会很快就知道这9名观众胜诉的消息，但仍然不见有其他观众也提起诉讼。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诉讼程序的低效和繁杂，即使胜诉、即使获得“退一赔三”的赔偿也仍然是得不偿失。由此看来，当下法院恐诉讼程序的低效和繁杂是该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的时候了。试想，如果法院的工作能高效、简单一些，即便不支持惩罚性赔偿之诉。譬如，从立案到判决十几天的时间就解决完毕，尤其是后续提起同类诉讼在几天内就予以解决的话。很多消费者也是愿意提起诉讼的。或者是去和经营者协商以少要一些赔偿的代价换取与经营者协商解决，经营者也会愿意和消费者协商解决的。在当下繁琐复杂的解决程序下，不少经营者就抓住消费者耗不起、耗不过的这一点，明知要败诉也要走一遍诉讼程序。不是说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吗?消费者这方面维权的要求当然可以认为是一个重要方面吧!以解决民事纠纷为己任的人民法院当然要认真考虑如何满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