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含先生的大历史散文《我为峰——中外八大古典政治家的心灵史》写了中外八个皇帝，意为探讨古典政治家的心灵状态，他们是赫赫有名的赢政、曹操、武则天、铁木真、亚历山大、凯撒、彼得与拿破仑。这八个人的确像山峰一样支撑着中外成文史，是政治学、文学艺术、历史学说不尽写不完的话题。他们首先是与我们有着一样的血肉之躯，也必须呼吸、必须睡眠、吃饭和穿衣，但他们又不同于普通人，他们被造的光芒早已失去了自身。他们的横空出世的确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也改写了历史的命运。由于历史的层层迷雾和过重的功利化色彩，他们在今人的心目中已经过于概念化和脸谱化，也因此，历史主义成为了一种贫困的想象。萧含先生着意从心灵史的角度切入是一种理想的方法，虽然无法走进历史的事实判断，但从人性的逻辑方面能够还原他们的爱恨情仇与理想抱负。因为尼采曾言，历史不外乎分为三种：纪念碑式的、古董式的和批判式的。应该说，这种从心灵角度的切入是介于这三种方式之间，可以最大可能地还原他们的心灵真相。尽管时代已经沧海桑田，然而人性是亘古不变的。

    严格地说这八位古代之王是典型的专制皇帝，他们算不得真正的政治家，因为所谓政治家，必须具有一种现代意识和契约精神，不但积极投身政治，更主要的是其动机要着眼于民众的福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如哈维尔所说“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个名称，也是我愿意致力的唯一的政治——就是为你周围的人们服务，为社会服务，为未来的人们服务”。无论是秦始皇、武则天，还是亚历山大，或者拿破仑，他们不可能有这种政治抱负，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江山和永久的统治。在缺少法制和权利意识制约的古代，他们的确最大化地实现了自己的生命值，但其残酷的代价转嫁给了他们的时代以及人民，甚至成为人类历史永远滴血的伤痛。

    纵观这几位皇帝，虽然不在同一时代，也分处不同国家和王朝，他们的心中没有普世的人类正义，只有个人意志。这种个人意志一旦不被约束，或者没有道德和法律的熏染，很容易激发人性之恶，而一旦迷恋权力，这种人性之恶一定会继续放大。每个人的本性之中都想充分挥洒自由，一直到遇到对自由的阻挡或遏制为止，否则，权力就会追求绝对的自由。人性之恶中的自由之途径更多体现在对资源和他人的占有，如果没有人之资源，权力只是一种空洞的符号。追求权力、迷恋权力，追求不经约束的权力不但是帝王们的偏好，同时，这种意志也沉潜在每个人的心中，伺机待发。每个人也都有追求权力的潜在天性，这种权力不只在政治方面，只是普通人不易获得追到权力的条件。虽然现代国家观念以及控权理论的普及使权力的膨胀有所收敛，但并不等于消灭了这种权力欲望。在遥远的古代，人们不知道有天赋权利，很少有人为权利而斗争，这样一来，个人权利的放弃喂养了权力的专制，同时也成就了一些人的帝王之梦。这些不同时代的帝王尽管风格各异，出身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到手的权力已经扭曲了他们的人性。

    人性中的恶，一方面靠文化、宗教使其收敛，一方面靠法律的规制使其不易生成外在行为。但是，人性之恶在权力的护佑下会疯狂发作，其人性中的善会荡然无存。专制的权力在争斗之中，人性中极少见到普世的光辉。最高的权力更是如此，他的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是敬畏生民，而是恐惧失去权力的顶峰。戈登发现，在一个等级制的王朝秩序中，每个官僚都对它的直接上级负责，这就形成了责任链，一直到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的“最高统治者”。在没有正常政治秩序和分权制的古代，这样的“最高统治者”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若论权力值来讲，古代皇帝的权力值是最大的，尽管雅典政治中的民主形式也考虑了对权力的控制方法，但是这种有缺陷的民主并不能真正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历史上单纯的民粹式选举既不能把最优秀的人选举出来，也不能防止最坏的人当选。而中国的贤人政治传统更是把最高权力涂上了道德油彩，使皇帝不但成为权力的最高拥有者，还成为人民的道德楷模。这种文化流毒一直传承至今，成为现代转型和政治文明的巨大肿瘤和障碍。一味追逐权力快感的人生一定是一种病态的人生，历史上越是强势的帝王越是追求这种快感。可以说，帝王越强势，人民越遭殃。但是历史往往歌颂那些强势的帝王，这是历史的势利和人的奴性，总是渴望一种强硬的领袖来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人性的可悲。人的这种奴性一再把帝王放大，使之成为独异于我们的神灵，从而逃避因践踏生命而发出的历史追究。尤其历代文人们用想象代替历史判断，以赋予杀人魔王们至高的地位，同时为他们的罪恶进行开脱。霍布斯强调，历史良籍则必须以判断见长。因为这种著作的好处就在于方法、在于真实。在于所选事件最宜于为人所知。“想象在这方面除开修饰文章以外是不能用的”。因为在称颂或贬斥的历史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想象，因为这里的目标不是真实情况，而是通过高贵或卑污的比较进行褒贬。目前对于历史最有价值的方法不是继续想象那些帝王的伟大，或者歌颂他们的丰功伟绩，而是还人性、心灵以本来面目，并检讨他们留给人类的罪恶。现代文明使我们知道，那些追求武功的帝王完全出于一种病态的贪婪和自私，他们的金戈铁马、南征北战无关乎人民的利益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也就是历史中的成败便是历史的定论，历史本身逃避是非的叩问，因此，对于历史中的成败很难进行价值判断。因为真正的历史已经扭曲，凡是成功的帝王便代表了仁义与道德的化身，这便是成者为王的斗争哲学。时至今日，这种成功学的毒素依然潜流在政治体系中，即便在现代的权力格局中，也是成功者便拥有一切正义，失败者承担所有的历史罪责。正是因为帝王们知道成功和失败意味着人生命运的云泥之别，所以才拼命攫取权力，并牢牢控制住权力的笼头。十六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发现，帝王们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运用法律、一是运用武力，但都是以仁义之名。因为使用法律常常使自己力不从心，所以他们往往诉诸武力。

    因此，“君王就必须懂得如何关于使用兽性行为和人类理性行为的斗争方法。关于这一点，古代的作家们早已谲秘地教给君王了”。为了使自己的暴行具有仁义色彩，马基雅维利发现，成功的帝王大都仿效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猾。与这些威风凛凛的帝王们对应的一是斗争的失败者，一是被伤及的人民，他们在势利的历史中往往默默无闻。失败者不仅没有了历史，失败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不义，只落下千古的笑谈。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我们抚摸的历史只是今人的思维和有限的信息。因此，在专制社会，失败者往往不能成为历史的主体，只是成就帝王功业的基石。孟德斯鸠发现，“所有人在共和政体都是平等的，所有人在专制政体也是平等的；前者平等是因为他们就是一切，后者平等则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是”。在专制社会，那些失败者与普通人实现了别样的平等，只有皇帝一人是成功的。所以，由帝王们构成的历史骨骼之外，到处充满了失败者的孤魂野鬼。遭到权力摧残的人们之所以继续被摧残，实际上是与帝王的合作中使自己从历史中消失的。如果不是千万人甘愿被奴役，或者仰望帝王的成功桂冠，怎么能使一个人越居千万人的头顶？这就是历史的诡异逻辑，历史向来如此傲慢，它从不会同情失败者，人类的奴性中只有英雄的历史。虽然近代的孟德斯鸠强调，在自然状态下，人生来平等，但是，他们不能保持这种状态。社会使他们失去平等，而他们只有通过法律才能恢复平等。

     但是人类渴望平等的激情实际上给了历史一次又一次机会，只要有人打出平等的旗帜，马上就可以聚拢统治资源。以平等的口号起家者，往往形成专制的结果。只有在现代意义上，法律才是保卫人们自由的屏障，专制时代的法律只不过是专制者的工具，专制社会的法律并不能使人们之间保持平等。因为霍布斯关于国家的定义在现代意义上才被逐渐接受，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契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而专制时代的皇帝认为：联即国家，联代表整个国家，国家中的一切都是他的私有财产。

    不论这些帝王们如何辉煌传奇，或者经过历代文人们的粉饰所涂抹了多少道义油彩，其本质只不过是一种杀人机器而已。他们之所以步入权力的巅峰，除了特殊的机遇、家族背景、个人禀赋之外，拥有的共同特点就是不择手段，视生命如草芥。他们惯用的手段不外乎暴力与阴谋，生命在他们眼中卑微如蚁。马基雅维利从历代帝王们身上看到了他们的突出手段，就是大力使用恐惧，因为利用人类的恐惧心理能产生强大的统治功效，并且他还建议，英明的帝王要善于使用野兽的方法，残忍、广泛使用暴力，要敢于作恶，背信弃义。他在《君王论》中反复强调，征服者肯定会招惹民众的仇恨，引起民众的不满或反抗，为了安全起见，征服者为了防止报复，与其轻微地伤害对手，留下其报复的能力，不如给予他最沉重的打击乃至彻底消灭，使他们再无报复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征服者往往要将对手株连九族，以防后患。即便到了近代的斯大林也会对异议者进行“身体消失”的措施，除了制造恐惧，就是防止报复。

    斯大林继承列宁的恐怖政策，在其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富农，人民公敌、两面派的口号下，自1937年至1938年的大恐怖时期，就有130万人被判刑，68万多人被枪决，64%的中央委员和56%的苏共17大代表被消灭。在这些帝王们的眼里，人的生命已不是生命，几百万、几千万的生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荣耀而让其顷刻间灰飞烟灭。历史的深处，当这些帝王们耀武扬威的时代，其脚下已经是血流成河，白骨如山。现代文明使我们知道，生命是首要价值，人世间没有任何其它价值和理由可以夺取或毁灭首要价值，也就是保卫生命是所有公权力的不可回避的首要正义。任何政权或者国家，其存在的合法性离不开这一要义，如果违背了生命这一首要价值，这种政权或组织便是在与人民为敌。昂山素季说，“在一个无视基本人权存在的社会制度，恐惧会成为一种日常秩序”。专制的暴力统治，会使人们害怕酷刑、害怕死亡、害怕失去家庭、财产和生计，在这种“强权即真理”的暴力统治下，帝王们确实成就了自己，但也为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恐惧不是人类文明的自然状态，对于恐惧格局的打造其目的都是为了统治者个人的私利和欲望。帝王们的江山意识是野蛮时代的产物，是民众蒙昧而积极喂养的结果。帝王们骨子里面蔑视生命价值，不承认人人平等。可卑的是，民众以及历代文人们竟然欣赏这种野兽般的暴行，还要歌颂其丰功伟绩，甚至把杀人如麻当作一种举世武功。这是深刻的自卑和奴性对自身权利和价值的埋葬，这不是让渡，让渡意味着权力的委托。每当这些帝王们为江山竞折腰之时，意味着人们要受尽屈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便是他们武功竞赛的结果。为了江山永固，这些帝王们不但会致敌于死，即便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恩人也可随时被杀戮，在他们的眼里，只有自己登峰造极的权力，根本没有人伦。

    所以，人类的古代史便是一卷王朝不断更迭的革命史，也是帝王们的争雄噬血史。每一次王朝的更替或者新帝王的崛起，必然使苍生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凯旋门下是无数被杀戮者的冤魂。哈耶克发现，只有民主才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式。因此，值得歌颂的只有先进的制度，而不是一位帝王或者某次革命，虽然制度本身也具有不完美性，但它比人性更可靠。托克维尔说，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而变得不可理解。对于人类的共同体而言，任何国家只是自由人的集合，而不是超越于自由人之上的特殊组织。位居于自由人之上的任何组织或集团，从本质上来说，是自由人通过让与自己的权利委托而形成的工具或手段，它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恩惠，也不能给我们自由。自由和权利是天赋的，江山是大家的，任何统治者都不应该是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神灵鬼怪。在现代契约社会，救世主早已祛魅，但是人性深处依然潜藏着奴性的酵母，往往在强大者面前开始复活，这是一种危险的奴役之路。

    斯科特·戈登提醒说，“理性昭示人们：必须保有判定业已确立的政治秩序是否公正的自由，并且拥有终止契约和起来反抗的权利”。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只是一个自由人所建立的一种工具，每一个人都有使用这个工具的权利，而工具没有侵害人们的自由。即便是平时掌握这个工具的人，无论他多么强干，也是人民给予了他力量，并不是他具有天赋的神功。人民不仅不应迷信他，相反的是，他应该敬畏人民的力量。正如阿奎那所说：“教皇的权威来自上帝，世俗的权威来自人民。”总之，这八个帝王是萧含先生提供给我们的批判典型，借此必须对历史进行全面拷问，因为这无法代表历史罪恶的全部。也许是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如果让我选择，我心目中杰出的政治家应该是：华盛顿、蒋经国、丘吉尔、撒切尔夫人、甘地、曼德拉、哈维尔和戈尔巴乔夫，他们毅然放弃让人瞩目的“人峰”，甘愿化作大地上的泥土，让自由、法治、民主之花盛开在骄傲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