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改判聂树斌无罪。庭审结束后，聂母在法院外接受媒体采访。新京报记者王飞 摄

　　（原标题：聂树斌的两个21年）

　　从21岁被执行死刑，到21年后被宣告无罪，河北省石家庄市下聂庄的聂树斌经历了两个21年。

　　前21年，他以“胆小”、“口吃”、“沉默”的形象在农村成长；后21年，他在家人漫长的申诉后昭雪，成为一个符号化的人物，他的案子，检验并推动着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

　　口吃、“不爱说话”

　　“聂树斌案”再审宣判后的第二天，张焕枝和聂学生去给儿子上坟。

　　站在枯树缠绕的坟前，72岁的张焕枝把最高法院的无罪判决书“烧给了儿子”。

　　“妈一直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像嘱咐即将远行的孩子，张焕枝说，“你在那边要是没地方去，就去找你奶奶和大伯，他们都知道你是好孩子。”

　　1995年4月27日，21岁的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罪被执行死刑。21年后的12月2日，坐落在辽宁沈阳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听到判决结果，张焕枝先是落泪，落座后大哭，并3次喊“我那孩子回不来了”。

　　结婚前，石家庄郊县下聂庄村的聂学生告诉她，“我家四个儿子，没房没钱”。

　　家住市郊的张焕枝算“半个城里人”，看上从部队复员回家的聂学生“老实”、“有正式工作”，并不嫌弃。

　　结婚后，她向村里申请了宅基地盖房。五间北屋，别人家都是三个门口，张焕枝只留了两个，“中间没留门，想将来儿子结婚成家，谁也碍不到谁。”聂学生说。

　　在生下女儿聂树惠3年后，聂学生和张焕枝30岁得子。咿呀学语的时候，张焕枝就知道，自己生了个口吃的孩子，“学说话也学不连贯”。

　　聂家对聂树斌的要求只有4个字，“老实”、“勤快”。聂学生先后在钢铁厂和石家庄联碱厂工作，聂树斌上学之余便跟着母亲张焕枝在家务农。

　　口吃加剧了他的沉默。21年后，张焕枝说，上学和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儿子都与她在地里“锄草”、“拨垄”。再审宣判后，不断造访聂家的村民提起记忆中的聂树斌，第一反应是，“话不多”、“内向”、“不爱说话”。

　　“但他很听话，刷锅、洗碗，让干啥就去干。”几十年过去，张焕枝印象深刻的是，从小到大，儿子成绩一般，农活也不是样样都会干，比如一直学不会给庄稼喷农药。

　　蓝色山地车

　　12月2日，看到最高法院的判决后，仵增光想，作为聂家唯一的儿子，在传宗接代意识较强的农村，“如果树斌还在，孩子肯定比我女儿还大了。”

　　仵增光属牛，聂树斌属虎，俩人从小一起长大。43岁的仵增光在村头的电厂做维修工，已经有一个16岁的女儿和14岁的儿子。

　　仵增光一直记得聂树斌9岁时的一件事。春天时，村里来了一个侏儒，摇摇晃晃走到聂树斌家的街口，两手一插腰，“他吓得边哭，边找他大爷（大伯）去了。”这让他成为伙伴中“胆小怕事”的代表。

　　“过年教他杀鸡，他说怕血，硬是不敢杀。”二十多年来，聂学生也深信，儿子连鸡都不敢杀，怎能杀人。

　　更多时间里，聂树斌的成长在家人、同学和亲朋的记忆中是无声无息的，像乡间的野草。“他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孩子。”张焕枝说。

　　因为住前后邻居，假期时，仵增光便喊着聂树斌到收割后的麦地里“拾麦子”。麦穗捡回来，捋干净，交给学校勤工俭学。到了秋后，两家的田地挨着，他俩就并排去地里种玉米——铁锨挖了坑，扔两个玉米种进去。

　　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是每年3月28日的“庙会”。说是“庙会”，其实是槐路县（现鹿泉区前身）物资交流会。仵增光领着一帮同龄的男生去“庙会”上看马戏表演。从下聂庄到县城，8里路，“你追我赶，一转眼就到”。路上说笑时，“结巴子”聂树斌，不免被大家模仿，他无奈笑笑，便不再说话。

　　80年代的记忆，在仵增光看来，是“封闭、单纯”的岁月。学校里男女生排桌被排在一起，“都被同学笑话”，听收音机成为他和聂树斌的共同爱好。《我的中国心》、《故乡的云》、《小城故事》……通过收音机传进下聂庄，被热衷穿军装、大裆裤的他们屡屡哼唱。

　　与学业优秀的姐姐聂淑惠不同，成绩平平的聂树斌，初中毕业后读了技校，学电气焊。这是父母的唯一要求，“学一门技术谋生”。

　　技校毕业后，聂树斌和同学聂卫军留在了校办的工厂——原鹿泉市综合职业技校校办工厂（鹿泉市冶金机械厂）。

　　“懂事、守规矩。”多年后，最早披露“一案两凶”事件的公安人士郑月成走访其工厂的车间主任，聂树斌仍然是个沉默、老实的年轻人。

　　“师傅指哪儿打哪儿，”聂卫军与聂树斌被分在同一个车间，对聂树斌的沉默和老实印象深刻。

　　聂卫军每天喊着聂树斌上下班。那时，他们每月挣300多元，最羡慕厂里开大车的司机，工作自由，想去哪去哪，“像旅游一样”，汽车司机的收入也是少有的能上千元的职业。

　　聂树斌工作后不久，父亲聂学生换掉了聂树斌骑了几年的“破车子”，花了400块钱，给儿子买了辆新山地车。

　　那辆蓝色山地车，成了聂树斌短暂生命中拥有过的最让人羡慕的物件。仵增光仍能记起同伴们的“新奇”。他们争着骑他的车，“我们都是三八杠，人家是少见的山地车”。

　　那辆蓝色山地车，也成了聂树斌命运的拐点。就在仵增光跟聂树斌肩并肩在地里掰玉米的夏天过后，聂树斌连同那辆自行车，一起被带走了。

　　21年后，当代理律师李树亭第一次查阅案件卷宗时发现，抓获聂树斌，那辆蓝色山地车是关键证据之一。

　　1994年8月10日上午，在石家庄市郊区孔寨村西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被害人康某某尸体在玉米地里被发现。

　　李树亭查阅卷宗时，上面写道：当时“群众反映有一个骑蓝自行车下班时候偷看女的上厕所”，以及“群众反映在石市电化厂平房宿舍周围有一名男青年经常出现，有流氓盗窃行为”。

　　骑着蓝色山地车的聂树斌在那个期间，恰恰出现在那一带。

　　“你儿子可真不像强奸、杀人犯啊！”

　　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及强奸妇女罪判处聂树斌死刑。聂树斌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儿子被捕后，聂学生拍着桌子喊“不可能”。他一遍遍猜想一个场景：面对警察“是不是你干的”的审问，口吃的儿子艰难反驳，“不，不，不是。”

　　在聂卫军、仵增光的记忆中，封闭、严肃的社会环境，使得同龄的孩子大都本分守己。聂树斌“沉默”、“胆小”，并没有任何盗窃和流氓行为。这些观点，后来成为证言，被附在代理律师李树亭的辩护意见中。

　　看守所门口小卖部的工作人员负责往监狱里送食物。聂学生半月去一次，一个月20块钱的奖金，分两次买成方便面和火腿肠，托小卖部工作人员捎给聂树斌。

　　12月2日，庭审结束后，张焕枝踏上回家的列车，她仔细翻看着判决书。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摄

　　“你儿子可真不像强奸、杀人犯啊！”小卖部的工作人员每次都向聂学生感叹，别人该吃吃该喝喝，唯独你儿子真是蹲监狱：“蹲在那儿，垂着头”。

　　30多里地，聂学生跑了不到一年，儿子就没了。

　　1995年4月25日，河北高院作出二审判决：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强奸妇女罪，改判15年，合并执行死刑。

　　1995年4月28日，聂学生想着五一后天气转暖，他骑车去给儿子送换洗的单衣。小卖部的工作人员愣了：“你没看电视？”

　　聂学生家里收不到石家庄电视台，他那时并不知道，二审判决两天后，聂树斌已被执行枪决。

　　要把聂树斌写进村志

　　儿子的死一度击垮了聂学生。

　　按照当时工厂的规定，适龄子女可以顶替父母进厂工作。与聂树斌同龄的年轻人被分进聂学生的车间，“每天看着别人的孩子，听着背后的指点”，聂学生在半年后，吞下了一整瓶安眠药。

　　死里逃生后，他又经历3次脑血栓。12月3日，聂学生拄着拐杖，右脚向前挪半步，左脚被硬拖上半步，他想挪出被媒体和上访户占满的院子。

　　自杀未遂后，聂学生下定决心“要活到树斌清白的那一天”。他每天背着“强奸、杀人犯父亲”的名号，在村里的小路上一步步“拖着身体”锻炼。

　　张焕枝则开始向检察院、法院“讨依据”。

　　2005年，曾犯下多起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王书金在河南落网，主动供述称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真凶。

　　此时，聂树斌被执行死刑近10年。

　　2007年起，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父亲聂学生、姐姐聂淑惠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多个部门提出申诉，请求宣告聂树斌无罪。

　　其后，漫长的申诉再审中，聂树斌的名字成为媒体、律师、法学专家屡屡提及的一个名字。

　　2013年，在“王书金案”二审庭审中，出现了律师口中的中国刑事审判“奇观”——控方拼命辩称当事人并非真凶，而被告律师极力证明自己的当事人就是真凶。

　　而在2014年12月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高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异地复查，也开创了异地复查的先河。

　　在代理律师李树亭看来，虽然“正义迟到了”，但从异地复查到卷宗公开，再到举行案件听证会，聂树斌的名字成为一个符号，超越了个案纠错的狭义价值。

　　“由于本案历史久远，许多证据已经湮灭，以及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在认定事实、审查证据、程序方面存在不足，”12月3日，最高法在《聂树斌案再审始末》一文中称，“让真相在路上走了近20年。”

　　12月3日下午，在送走又一波媒体后，张焕枝迎来了为下聂庄撰写村志的乡亲。“我们要把树斌的事写进村志，”村志撰写者向张焕枝索要判决书，“下聂庄的后人应该知道聂树斌这个人。”

　　聂家父母的心愿很简单。

　　“等我和你爸百年之后，我要把你的坟迁到我跟前，我让你能跟我在一起！”给聂树斌上坟时，张焕枝说。

　　“我们一家人要团聚！”聂学生也高声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