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事法律参考

具体到父母出资情形中，在出资行为性质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将出资为借贷这一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给父母一方比将出资为赠与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子女一方更符合上述证明责任分配原则。首先，赠与的单务行为属性决定了子女只需被动消极接受赠与财产，无需作出其他积极行为。而借贷的双务行为属性，决定了借贷人要承担返还标的物的积极行为义务。因此，相对于证明借贷关系，赠与关系更难以被证明。其次，借贷关系中一般都立字为据，以借款人出具借条形式作为出借人请求返还的依据。故正常情况下，出借人都会妥善保管借条。而赠与关系中，赠与人是通过赠与方式放弃了赠与物的所有权，一般不存在事后受赠物的返还问题，故赠与人没有必要保留相关证据证明赠与关系的存在。因此，主张借贷关系的父母应比主张赠与关系的子女更接近证据并更容易保留证据。再次，父母子女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父母出资为赠与的可能性高于借贷。从中国现实国情来看，子女刚参加工作缺乏经济能力，无力独自负担买房费用。而父母基于对子女的亲情，往往自愿出资为子女购置房屋。绝大多数父母出资的目的是要解决或改善子女的居住条件，希望让子女生活得更加幸福，而不是日后要回这笔出资。因此，父母出资借贷给子女买房的概率远低于父母将出资赠与给子女买房。进而，由主张借贷关系这一低概率事件存在的父母来承担证明责任也与一般人日常生活经验感知保持一致。综上，在父母一方不能就出资为借贷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形下，一般都应认定该出资为对子女的赠与。

相关案例

（2018）京02民终12046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金塔、黄敬华支付1372063元购房款的性质，是赠与还是借款。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并且为无偿合同、单务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本条是关于提高证明标准的特殊情形的规定。提高的证明标准，要求达到显而易见的程度。对口头赠与的认定，应适用高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刘金塔、黄敬华依据支付购房款的转账凭证及刘如河出具的借条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要求李颖、刘如河偿还借款本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应视为刘金塔、黄敬华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证明责任，李颖抗辩该款项系刘金塔、黄敬华对李颖、刘如河的赠与，李颖应对其上述款项系赠与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现李颖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刘金塔、黄敬华对其与刘如河有赠与的意思表示，结合刘金塔、黄敬华二人的经济能力、对赠与意思表示的否认、刘如河对借贷关系认可等情况，认定存在赠与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