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争议背后：收入分配困局难破

王羚

[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有很多途径，包括继续发育市场，消除歧视等。但更重要的是坚定地反腐败，使资源的分配真正实现全民共享 ]

当一部分在发愁去哪个国家度假更好，再买套房子是不是划算时，另一部分人还在为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而精打细算，中国的收入差距显而易见。

收入是民生之源，关于收入分配的话题，已是老生常谈。但今年两会热议收入分配与往年相比，背景不同——今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连续五年下降。

基尼系数真的下降了吗?这一下降意味着什么?中国能否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踟蹰已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是陷入僵局还是出路已现?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探究。

争议——基尼系数的真面目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间收入差距的综合指标。它是个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小于0.2时，被认为收入过于平均，0.2~0.3之间时较为平均，0.3~0.4之间时比较合理，0.4~0.5时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0.4一般被国际公认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份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这是2009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连续第五年下降，也是10年以来的最低值(2004年同为0.473)。

过去十年，我国基尼系数分别为：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

基尼系数连续五年下降，引发了各界的争议。不少学者质疑这些数据，认为实际的收入差距要比数据显示的大得多。普通人直接的反应就是这个下降与个人的感觉不相符。两个疑问浮出来：一是从绝对值上说，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二是从趋势上说，基尼系数真的下降了吗?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潘璠称，目前全国有40万被调查户，是所有对中国基尼系数乃至收入数据进行测算研究中最大规模的样本。在抽取样本的过程中，按门牌号排队抽取大样本，再按收入高低进行等距抽样。潘璠认为，国家统计局的基尼系数是符合实际的。

但多家机构测算的基尼系数明显高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2013年报告》，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是0.501。王小鲁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考虑到更加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全国基尼系数应该更高。而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4。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0.481 。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分析称，国家统计局的样本更多集中在普通家庭，在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中存在取样不全的问题。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信息，较难获得。许多富人小区，调查人员很难进入。即使进入了，往往也难以得到真实的收入数据。这可能导致国家统计局的基尼系数准确性受到一定影响。

但他同时表示，尽管如此，国家统计局的基尼系数依然反映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实际，尤其是最近五年的下降趋势。根据蔡昉的研究，中国于2004年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趋势。国家统计局基尼系数的下降比他的判断滞后了一些，但趋势是一致的。

“从2010年起，连续四年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城镇居民。而基尼系数中有一半是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所致。由此出现基尼系数的下降是自然的。”蔡昉说。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55年依据推测和经验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关系的倒U形字曲线假说，认为当经济由未充分发展进入到充分发展阶段时，收入状况将由不平等转向趋于平等。蔡昉认为，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逻辑上将出现库兹涅茨倒U曲线。他预计，未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将会持续缩小。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没有这么乐观。在他看来，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只是一个假说，并没有相关经验做支撑。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过去几年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很小，这并不预示着未来将继续呈下降趋势。

“基尼系数下降是好事情，但是我并不乐观。即使出现下降的苗头，也不能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来解释，也不意味着要放松警惕，减少政府干预力度。”李实说。

途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权衡

除了基尼系数之外，关于收入分配的另一个争论焦点是，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到底哪一个环节更重要?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另一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导致了收入差距悬殊的现状?今年两会期间，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了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初次分配起点不公，再分配事倍功半。

吴敬琏认为，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在于初次分配。

“如果不解决初次分配，光靠再分配，效果有限，政府出手太多，会使经济运行更没有效率。负面效应大于正面。”吴敬琏说。

他认为，过去中国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导致资本在收入分配中居于优势，而劳动者居于劣势。未来应该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等方法，使劳动者更加公平地参与分配。

本报记者注意到，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内容，绝大部分集中在初次分配领域，比如健全企业职工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等。

蔡昉对此表示了担忧。他认为，目前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方面，政府过于强调初次分配领域，对再分配领域重视不够。从国际上来看，初次分配后一般基尼系数都比较高，很多国家是通过再分配手段将基尼系数大幅度下降。而目前在中国，再分配不仅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甚至起到的是反作用。

统计数字表明，经过再分配调节后，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平均下降10个基尼百分点以上。比如，2000年之后，经过再分配调整，美国基尼系数从0.46下降到0.38，日本从0.44下降到0.32，德国从0.51下降到0.3，法国从0.48下降到0.28，英国从0.46下降到0.34，OECD国家平均从0.45下降到0.31。

反观中国，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逆向调节作用受到诟病。根据王小鲁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2013年报告》，2011年年收入在一万元以下的低收入者，人均医药费报销额只有73元，而年收入在30万元~100万元和1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人均报销额为1545元和1308元。社保体系对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初次分配更多地是市场在起作用。对中国来讲，其实是再分配更加重要，而且在这个领域，政府有抓手。”蔡昉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微博])不久前发布题为《财政政策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报告，建议发展中国家通过提高贫困人群养老金、改善低收入家庭医疗和教育福利，以及降低个税点、适时提高房产税来缩小收入分配不平等。

李实认为，在初次分配领域，比如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还存在很多扭曲和制度障碍，政府应着力解决这方面问题。在再分配领域，政府同样要加强力度。

“对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都是重点，只是需要政府通过不同方式来加强。”李实说。

根源——体制和利益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孰为重的争论说到底还是路径之争，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还要从根源上下手。多位收入分配学者在与《第一财经日报》谈到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体制和利益。

王小鲁表示，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面非常广，是体制性问题的综合反映。这些方面的体制问题如果不解决，就收入分配谈收入分配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腐败。其次还有财税体制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非常关键。”王小鲁说。

在这些关键的体制背后，隐藏的是已经固化的既得利益格局。

李克强总理在去年的两会上表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

“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李克强此言道出了改革之难。而收入分配改革因为要调整切蛋糕的方式方法，直接触及各方利益，因此推动起来更加困难。胎死腹中的《工资条例》是一个例证。

《工资条例》由国务院牵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具体参与起草。据参与起草人士介绍，《工资条例》从2007年就开始酝酿，经过多次调研，众多专家参与起草、修改后形成草案。但由于涉及各方利益，最终没有出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在于要有勇气打破既得利益格局。

他回忆起一件往事。199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现在群众对垄断行业收入过高有意见，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

“到现在18年过去了，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还在扩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非常困难。”宋晓梧说。

反腐败是另一个体制与利益纠结的难题。根据王小鲁的研究，2011年灰色收入规模在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同时灰色收入出现从最高收入阶层向一部分中等以上收入阶层扩散的趋势，这意味着腐败现象的蔓延。

王小鲁称，大规模灰色收入的存在直接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坚定地反腐败，必须从体制上着手进行改革。

蔡昉也表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有很多途径，包括继续发育市场，消除歧视等。但更重要的是坚定地反腐败，使资源的分配真正实现全民共享。

“如果体制上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王小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