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平安南川 通报，11月22日12时20分许，重庆市南川区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一歹徒在南川区西城街道文体路附近将田某(女，53岁，南川区东城街道人)腿部刺伤，警方于15时30分将犯罪嫌疑人曾某抓获。

经核实，该受伤女子为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田晓，犯罪嫌疑人曾某曾是其经办案件当事人，案发地为南川法院附近。

▌最新通报：

据法院同行反映，南川区法院的刑庭某法官在法院门口被当事人用刀捅伤，幸好只是尚在腿部。在该恶性事件发生时，南川监狱民警刘彦等三人刚好路过，见状奋力追击凶手。凶手在持刀反抗过程中将刘警官胸部、腹部刺伤。目前刘警官仍在抢救中，希望刘警官平安!

这些年来，法官被刺的事件并不鲜见。

2003年，乌鲁木齐中院执行局一法官被案件当事人刺成重伤;

2005年，江苏无锡一女法官在办公室被一起离婚案件当事人砍伤;

2009年，辽宁营口一法官开庭前突遭案件当事人连刺十几刀

2010年，秦皇岛市中级法院4名法官办公室被捅，致两人重伤,两人轻伤;

2016年2月26日，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女法官马彩云在家中遭枪击;

2017年02月15日，广西退休法官傅明生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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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这些个案，大多是当事人不满裁判结果，或挟私报复，或暴力抗法。

每每法官遇袭，媒体都发文章予以谴责，但此类案件仍然时有发生。对法官的暴力伤害，最终伤害的是法治，伤害的是我们共同营造的社会安全感。

我们目前所处的，还算不上是一个崇尚司法、尊重司法的社会，司法的权威尚未高到胜败皆服的地步。相反，我们历来有私力救济的传统，在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尚未构建出一个普遍公正的环境下，人人内心都有私力救济的想法，无论是绕开明规则托人找关系办事，还是直接诉诸暴力和反抗，都弥漫出一种“私力救济”的社会心理。对案件当事人来说，一旦司法结果与自己的期待相去甚远，便会选择铤而走险，暴力相向。

对私力救济的迷恋，不利于法治的建设，也给正处在改革和成长中的司法带来困境。一定程度上，普通民众依然以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怀疑眼光来审视关乎自己利益的案件，即便公正的结果也可能遭遇极大的抵触。对类似诉诸极端手段的犯罪行为，除了谴责和严格的刑事追责外，我们也需要正视个案中透出的社会戾气。

著名刑辩律师丁海洋(北京京师律所)认为：“首先，对刺伤法官这种行为，我个人深恶痛绝，非常愤慨！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何杜绝此类事件频发，才是我们讨论和关心的问题，毕竟法院是实现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官是这道防线的坚定守护者。

我们无法从一桩极端个案中评估出法官职业的风险系数，但不难触及个案背后的社会心理。长期以来，部分行政领域的官僚、腐败也给民众带来了“公权不公”的错误认识。公民就公权力侵权案件诉至人民法院，通常是久拖不决，或者过分的倾向行政机关，给当事人一种“官官相护”的印象。加之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疑案从无”的法律原则至今未能很好的落实，非法证据排除举步维艰，证人出庭作证寥寥无几，人为的制造了程序不公正的模糊认识，客观上确实导致一些案件处理结果与当事人的认知存在较大差距。“真凶落网”、“亡者归来”案件时有发生，由于复杂的体制内外的原因，案件纠错程序难以启动。这些客观存在的情况，都会弱化司法公信力。著名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教授曾经说过：“未来三十年，中国在社会建设方面的重要任务是达成社会公正这一目标”。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尽管各级法院都努力追求司法公正的目标，但人民群众这种“司法不公”的观念一旦形成，绝不是法院一家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

法官遇袭案件频发，绝不能止于谴责，而应该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然后才能找到解决办法。现阶段，很多社会矛盾最终集中到法院，法官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责任”。改变人们对“公权不公”的偏见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靠法院和法官是无法做到的。”

对司法而言，如何更有效、更温和地回应社会，通过自身的程序公正去改变民众的思维习惯和社会心理，将利益冲突的当事人引导到最基本的法治共识上，消除对司法的敌意与怀疑，才是保障法官安全的根本。

而无论加害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袭击法官在任何追求法治的社会都不会被容忍。法官是法律秩序最后的守卫者，对于法治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个人身份的界限。对法官的暴力、威胁，哪怕是口头的侮辱，本质上都是对司法秩序最直接、最粗暴的公然藐视与对抗，动摇的是法治社会的基础。

全社会都应该保障法官不再遇袭，这不是什么特权，而是底线，在此基础上才能谈论法治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