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伟绘

原标题：给项目给政策，不如给规则(产经观察·多给企业松松绑③)

本报记者刘志强

《人民日报》( 2015年01月05日19 版)

“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喊出的心声，在企业界持续引发热议。

是什么原因，让企业拒绝政府的“好意”?“给钱、给项目、给政策”的惯用手段为何反倒束缚了企业发展?面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命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让我们一同听听企业和专家的说法。

扭曲市场、束缚企业，产业政策效果并不理想

“给”出的乱子真不少

“哪个行业政府干预得多，哪个行业就容易出现产能过剩。”南京财经大学校长刘志彪举例说，纺织业之所以成功转型升级，原因正在于其没被列入政府重点扶持行业，企业才能根据市场指挥棒确定生产发展。在他看来，政府出台的不少产业政策反倒会成为对企业随行就市、自主发展的一种束缚。

“过去政府推进一件事，习惯采用对企业‘给钱、给项目、给政策’的做法，无意中就扭曲了市场。”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安耕教授认为，“给”的方式在当前产业政策中十分普遍，效果却并不理想。

“给”为什么引发争议?

——有些“给”，让企业一哄而上某些项目，过剩时又导致该“死”的企业死不了。

“政府出台政策认定某一产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或认定某一产业为没落夕阳产业，以此引导企业投资，隐含着政府比企业家更懂市场发展趋势的前提假设。然而这一假设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遭到批判，在中国也被实践证明一错再错。光伏产业如此，钢铁行业也如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研究室主任王继承说。而这种引导常常导致某类投资过热，形成产能过剩。

就算企业亏损、资不抵债，一些地方政府也倾向于让其活下去，哪怕在税收上、土地上再给些优惠，让企业缓缓劲。这种不恰当的政府干预，成为过剩产能难以化解的重要原因之一，市场优胜劣汰的正常功能无法发挥。

——有些“给”使“钱没花到刀刃上”。

一家国内领先的通信设备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从国家有关部委获得了数以亿计的重大专项课题资金，本想大干一场，却陷入“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的僵局。原来，该部门对资金使用有严格限制，八成以上必须用于硬件设备采购。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高科技企业创新研发，与传统工业技术改造完全不一样，花钱大头不在仪器、设备、材料，而在人工费用，“部委不松口，我们也没辙，钱只好趴在账上。”

——有些“给”太随意，“开门揖客、关门打狗”，让企业“受不了”。

“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时候，抬出土地、税收、手续方面各种优惠政策，很是热情;可项目落地了、工厂开张了，态度就来了个大转变，要么说地方财政困难，该交的税还得交，要么说领导换届了，之前说的不作数。”一位企业负责人抱怨道，企业最盼望政策能稳定、连续、说到做到，“看不到稳定的预期，心里就不踏实。”

直接干预竞争容易失败，不利于公平竞争

“给”常常靠不住

“过去，我们经济落后、市场不成熟，给资金、给优惠政策的扶持有助于各地经济发展;但现在，市场走向成熟，社会资本越来越大，政府应该减少干预、避免直接参与市场行为，做好裁判确保公平。”王继承说。

其实，暂不论“给”得合不合适，单是审视“给”的方式，就能察觉到它身上的问题——

“给”的方式，对企业和政府来说，都风险巨大。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样一个故事：陕西一家搞环保项目的民营企业，市场前景看好，但缺少400万元启动资金。当地政府领导得知后，主动向企业表示要资助600万元。结果，这家企业老板被“吓坏了”：给这么多钱，是要投资控股，还是白给?若拿了钱，赚了跟政府怎么分，赔了又该如何交代?一位专家认为，简单的“给钱”，无论对企业还是政府，都意味着风险，“站在政府的角度，即便企业赚了钱，你也不该要回来，不然就会增加企业负担;如果企业没做起来，那么国家的钱是不是就打了水漂?”

此外，“给”的方式还会滋生权力寻租空间。个别企业在申请政府部门的奖励资金、扶持资金的过程中，产生请客、送礼等公关费用，有的甚至比最终拿到的补助款还高。

更为关键的是，“给”的方式，并不一定能达到目的。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低成本、利用成熟技术，政府利用产业政策瞄准追赶目标、集中要素资源、发挥比较优势的做法，取得了积极效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所长马骏表示，进入发展阶段转换期，创新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产业政策的空间相应大幅缩小，政府直接干预竞争往往要承担很高的失败风险。

一边是有心栽花花不开，一边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产业政策的问题出在哪里?不少专家认为，根源就在企业处于市场前端，直接参与竞争，更懂市场规律，更能预测未来，也更能把握技术发展方向。尤其在互联网等新兴产业领域，企业创新节奏很快，往往把政府甩入“看不见、看不上、看不懂”的境地。

看得见的手，该收手时得收手。随着市场化导向改革步入深水区，产业政策的转型升级更显紧迫。

去年12月，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清理已有的各类税收等优惠政策;除有相关法律依据外，各地区一律不得自行制定;严禁对企业违规减免或缓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优惠出让土地。

“下一步，应逐步全面取消预算资金对竞争性领域的补贴，清理过度干预微观活动的产业政策，用竞争性政策代替过去那种‘挑选赢家’的产业政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认为。

在2014年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上，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2015年要创新管理方式，探索推动产业政策由倾斜型向功能型转变，“政府定方向、定原则，强化监督指导。”他还表示，要优化资金使用方式，由直接支持具体项目逐步变为吸引社会资本、设立投资基金，把资金用到刀刃上。

企业最需要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给规则才是“王道”

盼着企业过得好，不给钱不给项目，那该给什么?发展经济提振产业，不靠扶持政策，又该靠什么?

答案正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很多企业不需要政府来扶，只需要公平的环境。”王继承举例说，现行的《中小企业法》，囊括了资金税收融资支持、创业扶持、技术创新支持等，唯独缺少市场准入、维权方面的举措。其实，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上，我们尚需更多努力。

——“地域路障”依旧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制约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原来各省电信局旗下都有系统集成公司，外地企业要想进入该省，必须与该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才行。现在新能源汽车推广也是如此。有些省市为了照顾本地企业，采取了各种手段：设置技术壁垒、规定产品目录、在补贴上倾斜等等。这也使工信部不得不在去年7月出台文件，明确要一律废止地方推广目录、执行全国统一目录。

——行业“玻璃门”仍待打破，放开社会投资仍有潜力可挖。

“对长期以来民营经济难以进入的领域，要有大的改革动作。”彭森以原油进口为例说，过去管控原油进口，原因主要是担心盲目竞争、抬高油价，但现在油价大幅下跌、需求增长缓慢，“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窗口，探索改革石油进口管制体制。”彭森认为，下一步改革应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性垄断，特别是加快开放水、石油、电力、天然气、电信等垄断行业竞争性环节的业务。

在已经放开的领域，步子还应迈得更大些，比如铁路、电信等。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铁路等建设，遇到的难题就是“尚在规划中”“网间价格结算后补盈利”;电信业务移动转售试点中，也有不少虚拟运营商抱怨，从基础电信商拿到的批发价过高，利润微薄让放开颇有鸡肋之感。

——市场出现不公平竞争时，需要政府和法律加以协调。

“某些大企业，仗着市场垄断地位，长期拖欠为其配套的中小企业货款，这就很不公平。”王继承告诉记者，日本50年前就关注这个问题，制定了详细的规则和严厉的处罚措施，“我国也应尽快着手，解决企业地位不对等导致的问题。”又如，很多地方在政府采购中对竞标者的注册资本规模提出要求，也就变相排挤了中小企业参与竞争。

正如彭森所说，只有加强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改革，我国经济才能成功跨越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焕发新的活力动力。对此，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