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法律规定的表面考察。

　　我国刑法总则条文为胁从犯设定了非常轻缓的量刑规则，即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一方面，刑法对胁从犯采用了“必减”原则，明确规定对于胁从犯“应当”而不是“可以”从宽处罚。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刑罚裁量幅度上，又规定对其实行减轻或免除处罚。故简单比较便不难看出，较之对主犯、从犯、教唆犯等其他共同犯罪人，以及其他犯罪形态中出现的，如未成年犯、犯罪预备、未遂、中止等情况的处理，刑法对胁从犯的刑罚设置与为避险过当这样具有一定正当性的犯罪情形的设置基本相同，足以体现出立法者明显的宽大倾向。

　　而究其原因，我认为，依刑法客观主义的主张，这种对胁从犯的显著轻缓处罚，盖源于其独特的本质，即胁从犯所内含的法益冲突与权衡。详言之，尽管胁从犯的犯罪行为使国家或他人的法益受到危害，但其主观上却是迫于他人胁迫，出于自保生命、健康、财产等合法利益的目的；同时客观上这些利益也确实值得法律所保护。故两利相权，刑法正是基于这种法益的权衡，而将本应给予行为人的严厉处罚进行了修正。但是，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为获得利益。由于非法利益根本不应当受到法律的维护，因此，如果把侵害行为人非法利益为内容的“胁迫”也归入胁从犯中胁迫要件的范围，则必然会导致非法利益成为刑法保护客体的局面，从而彻底抹煞胁从犯设立及其刑罚特别设置的正当意义与价值。

　　其次，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如此轻缓的刑罚必然要求以相应程度的犯罪、刑事责任作为前提，即需要与犯罪行为对法益的侵害，及其应受刑罚惩罚的必要性相适应。

　　否则，便失去了胁从犯设立与适用的合理基础，进而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受到以侵害自身非法利益为内容威胁而实施犯罪的行为人，不仅在主观上因此种“胁迫”的强制力微弱而存在很大的意志自由，实施犯罪的主观恶性和可非难性较大。而且，客观上受此种“胁迫”而实施的犯罪，无论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比真正的胁从犯，也没有任何减轻的表现。因此对这种行为人适用胁从犯的量刑原则，必然会造成对犯罪分子的轻纵，不利于刑法法益保护机能的实现。

　　同时，法治应当是良法之治，当代罪刑法定主义中的“法”应当是良法、正义的法，而不包含恶法、非正义的法。

　　如果承认受到这种“胁迫”而犯罪的行为人可以构成胁从犯，并获得减轻或者免除刑罚的处理。那么在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必然会出现刑罚分配的不均衡与不公正。与此相对，犯罪嫌疑人也可能以犯罪前受到他人的此种“胁迫”为辩护理由，获得从轻处罚。而这些都是一般国民的法感情和正义观念所无法接受的，也必然会造成对刑事法治正义性的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