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有所谓珍珑棋局，棋手在陷入困局时需填子“自杀”，方可绝处逢生，局势顿清，最终反败为胜。

　　在十年前的那个岔路口上，广东省决策者“自毙”广东国投时的智慧与勇气，与此理相当。广东国投破产以及紧随其后的粤海重组，使广东乃至中国的改革开始摆脱渐进式改革中固有的路径依赖陷阱。

　　中国借此向世界发出信号:作为特殊历史产物的“窗口公司信用”已成泡沫，应该破灭了，政府将不再对全资所有的“窗口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而是真正按照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出牌。

　　世纪末中国破产第一案

　　1999年，世纪之交。一石激起千层浪。

　　是年1月11日，由于严重资不抵债、公司管理极度混乱，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广国投)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破产申请书。

　　这是中国第一家通过破产关闭的金融机构。破产的原因是巨额的债务黑洞。根据当时清算组统计的初步结果:广国投总资产214.71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资不抵债146.94亿元，负债率竟高达168%!

　　看看广国投此前的辉煌。该公司于1980年成立，1989年被国家主管机关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凭借着这块金字招牌，广国投的海外融资业务如鱼得水，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到1997年底，它已发展成为总资产高达327亿人民币的特大型综合金融投资实业集团，海外融资总计50多亿美元，在中国信托业中排名第二。

　　对于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窗口公司”，对于这一可怕的债务黑洞，输血救命还是忍痛割肉?这一棘手的命题，极大地考验了广东执政者的智慧与勇气。经过反复斟酌，广东做出一个破天荒的决定:将自己一手打造的“窗口公司”按市场化模式进行清算破产。

　　而对于另一个负债累累的窗口公司——粤海集团，省政府则选择了重组。

　　细说“窗口公司”的威水史，得回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时改革开放要求进一步放权，冲破原有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体制，中央就把国家的对外信用分解开来，放出一批“窗口公司”，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地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敏锐地嗅到了这一契机。由广东省政府全资所有的广国投和粤海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这些“窗口公司”身份暧昧，它们既是在法律上独立的企业，但又以政府支持为背景。回想当时政府的意图:建立“窗口公司”不是去建立“第二主权信用”，而是意在逐步发展企业信用。转型期间，这种介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过渡性信用，就被称为“窗口公司信用”。但信用主体的暧昧不清给企业埋伏下了巨大的危机。

　　随着本土资本市场的逐步成长、成熟，广东已不需要依赖广国投和粤海这样的“窗口公司”去海外筹措资金了，“窗口公司”原来的代政府行使对外融资的职能已不复存在。到了1995年，中国宣布政府不再对信托投资公司在海外的融资进行担保，“窗口公司信用”开始掺杂越来越多的水分。

　　但由于惯性使然，这些已经根基不稳的“窗口公司”反而盲目扩张，以债养债，渐渐发展到上演“最后的疯狂”。等到想急刹车时，摆在广东面前的这些“窗口企业”，已然成了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所幸的是，广东当时的决策者并没有被惯性牵着鼻子走，而是再次解放思想，大胆跳出既有路径，果断地对广国投和粤海分别进行破产和重组，化解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支付危机。

　　“窗口公司”二十年来浮浮沉沉，就像在历史的过山车上走了一遭。现在梦醒了，广东人开始对事情的前前后后进行深刻反思:一个个光环斑斓的企业，为何旦夕之间就成了个破箩筐?问题的症结出在企业自身还是出在体制上?

　　要解答这个问题，广国投破产案是一个极佳的剖析样本。在关闭广国投的过程中，一些内幕让人触目惊心:连公司高层领导竟都不知道旗下到底有多少家子公司;美洲公司原某副总经理1992年到美国后生了3个孩子，竟连买纸尿布的钱都在公司报销……

　　公司管理混乱到这种地步，广国投崩塌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这背后折射出来的问题是:为何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做法得不到一个有力的监管?

　　长期以来，政府实际上一直扮演着国企老板兼家长的角色。除了“管人、管事、管钱”之外，政府还经常直接参与国企的经营管理甚至“公关”。这种一揽子统管的方式，与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公司治理理念是格格不入的。而另一方面，由于国企“出资人”长期实质性缺位，相应导致国企的监管也长期缺位。既有的管理格局是“五龙治水”，什么部门都管一下，结果什么部门都没有真正去管好。

　　2004年6月26日，酝酿了一年多的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代表国家对省属国资企业行使“出资人”职责，对国企的监管和保值增值负责，但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这种机构设置，使政府得以厘清与国企之间的关系，从“全能管理者”的角色中抽出身来。

　　一个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有限政府”悄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