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陈久霖复出悖论”不只是陈久霖一个人的悖论。因为它内生于国企体制本身。比如，几大航空公司在成品油期货交易上巨亏，中信泰富高达155亿港元亏损，与陈久霖相比就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年因“中航油巨亏事件”而被新加坡司法机构判处1035天监禁的央企高管陈久霖，出狱一年后被媒体发现以“陈九霖”名字成为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消息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和争议，但国资委官员称陈久霖的复出“从程序上、规则上，都是合理的”。

　　争议者指出，按《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陈久霖因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不能再被录用为国有企业高管;而国资委回应说，葛洲坝国际公司乃央企二级企业，其领导并不属于国有企业高管之列。事实上，《企业国有资产法》也并未对“国企高级管理人员”作出明确界定。这样看起来，“陈九霖”以合同工身份，走企业聘用程序而任职，似乎也无可厚非。

　　这真是“情感与理智的悖论”。一方面公众觉得国有资产受损，陈久霖作为“罪魁祸首”，不能容忍其继续染指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陈久霖具有一定的企业经营和资本运作能力，企业也有自主用人的权利。加上法律在这里留下了模棱两可的空间，这样的悖论似乎再也找不到调和的办法。

　　悖论不仅于此。如果说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有自主用人的权利，陈久霖在出狱之后也具有就业谋职的权利，但为什么和陈久霖一样“名动江湖”的巴林银行倒闭案主角尼克·利森，却只能靠“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的”作噱头，拍电影、写书、做演讲，而无法再为其他金融机构所重用?因为真正的市场机制已对他“臭名昭著” 的个人信誉说NO!而我们的市场，尤其是国企经理人市场，似乎没有这样的淘汰机制。

　　低调却风光的陈久霖说，他“与利森不同”，不会像利森那样讲“中航油事件”。的确如此，因为他身在中国，因为他出身国企。实际上，“陈久霖复出悖论”恰恰内生于国企体制本身。

　　试想，如果中航油不是一家国企，而是一家民营企业，那么它再怎么巨亏，也无法挑动公众神经;身为企业高管的陈久霖，在接受法律惩罚之后，也自然会接受市场的惩罚，他能否东山再起，都无关紧要。但是，中航油不是民营企业。“中航油事件”本身暴露了国企监管中委托人与代理人错位的问题。

　　经济学家郎咸平批评国企管理人缺乏信托责任，认为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建立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是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怎么产生呢?按经济学家周其仁的观点，国企本身是一种没有最终委托人的经济。主人是抽象的全民，无数的机构和人仔细推敲都是代理人。而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根源就在这里。陈久霖也就因此能够有与利森完全不同的命运。

　　显然，“陈久霖复出悖论”不只是陈久霖一个人的悖论。因为它内生于国企体制本身。比如，几大航空公司在成品油期货交易上巨亏，中信泰富高达155亿港元亏损，与陈久霖相比就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张久霖”“李久霖”们看似没有面临“陈久霖复出悖论”，只是因为他们没有陈久霖“倒霉”罢了。【免费订阅中国《信托周刊》轻松发送邮件至trustweek@ms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