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韩寒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爱国，就是如果有选择的机会你还愿意生活在这个国家。”至少从网上舆论看，这句话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人口流动障碍，以后会越来越少，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从能力层面。有了选择的自由，你还愿不愿留在这儿，确实是爱不爱这个国家的一个重要尺度。

　　前段时间第三次移民潮炒得很热。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规模不断扩大，被称为第三波移民潮。与第一、二波移民潮(“文革”后和“八九”后)相比，第三波移民潮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但移民成分更复杂，政治选择的含量更少。

　　我不认为第三波移民潮对中国社会、中国构成多大的危机。投资移民虽然带走了大量的财富，但带走财富的速度还远没有赶上外资流入中国的速度。有两个问题显然比资金和人才外流更重要：第一，区分正常的外流和不正常的外流，后者才是我们应该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第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能维持多久?一旦中国经济减速、停滞、衰退，流入和流出的平衡就会被彻底打破，那时的资金和人才外流才会构成真正的危机。

　　因为“一胎化”生育控制政策而发生的人才、资金外流，显然属于富有中国特色的不正常的人才和资本外流。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生育意愿普遍比较低，因为“一胎化”政策而发生的人才外流一直存在，但不是很严重。最近几年因为农民生育意愿普遍下降，计生系统为了维持自己存在的理由抛出所谓“富人、名人超生论”，加重对有钱人生第二个孩子的处罚，进一步刺激了出于生育目的的人才、资金外流。

　　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但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本流动和移民的影响我们显然估计不足。将来人口老化了，劳动力短缺了，印度、越南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工作，我们少生了孩子，给人家腾出了生存空间。果真如此，我看也是不错的。人家在本国或欧美受了教育，到我们这儿来打工，我们是捡便宜的。但是实际后果可能不是这样的。

　　人家今天之所以愿意到我们这儿打工，因为我们充裕的劳动力吸引了太多资本，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等到我们本土劳动力短缺，没有这个比较优势以后，资本可能大量外逃，经济萧条，人家就不愿意到我们这儿来打工了。相反，可能我们的劳动力要外流了，因为我们的养老负担沉重、税收太高。那时候我们的劳动力由于受教育程度提高，也不像我们60后、70后对出国那么恐惧了。移民出去的越多，那么剩下的人承受的负担就更重，可能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在我看来，第四波移民潮将是因为三十年生育控制后果总爆发而行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移民潮。与前三次移民潮主要是精英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第四波移民潮流失的不只是精英，流向的也不只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它的另一特点是发生在经济衰退过程中，流入和流出的平衡被彻底打破。由于人口生产的长周期性，第四波移民潮持续的时间也要长得多。

　　靠什么来减轻它的危害?国家不可能禁止国民出国，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那只能依靠二战后犹太人在沙漠上建立以色列那样的爱国心和凝聚力，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如果一个人爱这个国家，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他可能不愿意出去;如果一个人跟兄弟姐妹和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比较和谐，他可能不愿意出去。但是在这方面，实行了三十年的现行人口政策的影响同样是负面的。

　　我们先看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到80年代初发展成“一胎化”。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出生人口，整个80年代大概是2.3到2.4之间，远远超过了政策生育率。原来政府计划在2000年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1亿，但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政府公布的人口数据是12.6亿。姑且以这个数据为准，那么11亿到12.6亿之间，这多出来的 1.6亿“超生”的人，他们肯定有兄弟姐妹，加上父母，以一家四口计，“超生”者家庭人口高达6.4亿，超过总人口12.6亿的一半。这6.4亿人的生活水平曾受到“超生”罚款的严重影响。那1.6亿“超生”的人，政府既然认为他们是多余的，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你让他怎么效忠这个国家，怎么爱这个国家?

　　还有一些人受到的影响更明显，这就是所谓“黑人”。“黑人”最大的一部分是所谓“超生”而又没有交足罚款或“社会抚养费” 的，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非婚生育的，还有80年代“黑人”的孩子，也就是“黑二代”。2007年公安部公布的户口数据比社会发展公告公布的人口数据少4000多万。如果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准确的，那么就有4000多万的黑人。我们这样的国家无证寸步难行，“黑人”基本上都是穷人，他不可能上好的学校，“黑人”不能办营业执照，不能办外出务工证明，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不能结婚，不能在银行开户，不能从邮局取款。他只能打黑工，住黑屋，因为房子没有身份证也租不了。

　　另外，被强制堕胎和被强制上环、结扎的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也会比被罚款或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人受到更大的影响。

　　国家对这部分公民的凝聚力是很弱的。他们之所以现在还住在这里，一个是因为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二是因为上一代人受教育水平较低不敢出去闯荡。下一代除“黑人”之外受教育程度较高，如果他对国家不满，同时又遭遇经济不景气，那么他们出走他国将是非常自然的事。

　　不要说上述受到直接而且比较严重的损害的人，就是没有受到生育控制直接严重损害的人，也会受到轻微的损害，比如说为了办“准生证”折腾来、折腾去多跑几千里路，或者自愿上环、结扎但不堪定期查环、查孕的羞辱。

　　国家对人口的观念，涉及到公民个人对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感受。源自计划生育意识形态的宣传，也会影响到国民对国家的忠诚。计划生育意识形态把人口看成负担，看成包袱，动不动就讲“人均GDP”，似乎GDP是恒定的，人多了，人均GDP就少了。这当然是错误的。之所以有这么大的GDP，因为有那么多劳动力在创造它。社会总人口减少，劳动力自然也会减少。但是这样一种说法导致人们把人当成一种负担，认为人少就好，每个人把别人都看成多余的。这样没有尊严的人，他怎么可能效忠于国家?

　　这种没有尊严的状况，必然也会波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家庭的凝聚力，不但来自于对父母的感恩，也来源于兄弟姐妹的和睦。如果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和睦，那么孩子们就更愿意留在或者回到父母的家里。在计划生育的意识形态下，每个人都把他人看成与自己争夺资源的敌人。如果兄弟姐妹都成了跟自己争夺父母财产和爱心的敌人，那么跟其他的人，你能够营造一种和谐的关系吗?所以很多表面看起来跟计划生育没有关系的领域，譬如说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其实都跟计划生育把人当成负担这样一种观念有关。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都看作是资源争夺的关系，那么这个部门跟那个部门之间、这个地区跟那个地区之间、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之间还能不是资源争夺的敌对关系吗?

　　因此令人恐惧的不是第三波移民潮，而是三十年强制计划生育后果总爆发引起的第四波移民潮。现在看来无论政府多么英明，第四波移民潮都已不可避免。但是如果政府尽快改变使人口负债和性别比失衡越来越严重的人口政策，裁撤不必要的衙门、减少官员的数量，实行惠民政策使年轻人养得起孩子，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改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增强公民的主人翁地位和社会责任感，可以将第四波移民潮带来的危害程度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