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原产于中国的新充气工程机械车胎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终裁结果。来自中国的车胎产品被裁定存在最高210.48%的倾销幅度和14%的补贴幅度;6月13日，美商务部就对华薄壁矩形钢管反倾销反补贴案作出终裁，裁定中国涉案企业2.17%至200.58%不等的补贴幅度以及249.12%至264.64%不等的倾销幅度;5月30日，美商务部裁定对中国输美环状焊接碳素钢管征收最高615.92%的反补贴税和最高85.55%的反倾销税，6月2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也表示支持此决定，其正式终裁结果很可能近日出炉……

　　据有关统计，迄今为止美国已对我发起11起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并已作出数起双反调查最终裁定。但美国近两年如此频繁地对中国采取双反调查和裁定的作法合理吗?

　　在几天前举行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发展中国家经验共享”国际研讨会上，几位与会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美国多次对中国进行双反调查的案例，观点一致地指出：这一作法与世贸组织规则背道而驰，中国可积极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中方的利益和企业合法权益。

　　面对频繁贸易摩擦中国可更主动投诉“美国商务部的官员不久前在参加北京举办的一个交流会上，被问得哑口无言”。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吴家煌在该研讨会上讲起了一个小插曲，他说，针对美国想对中国输美环状焊接碳素钢管加征合计超过700%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一事，中国有关人士在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主办的某交流会上与美国商务部的官员激烈对质，几个问题下来，美国官员无言以对。

　　事实上，美国针对中国展开的双反调查是违反游戏规则的，美方自1984年起就确定了不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作法，而在当前美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提下，美国商务部对认定倾销的中国产品采用的是替代国的计算办法，而反补贴调查通常适用于享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这种矛盾行为会导致重复征税。

　　吴家煌因此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钢铁产品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中国可以去WTO上诉法庭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据记者了解，此前商务部发言人在针对美商务部就对华薄壁矩形钢管反倾销反补贴案做出终裁一事表态时就曾指出，中方将对终裁裁决进行研究和评估，并将继续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和其他法律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

　　“WTO争端解决机制这一权利应该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得到更加广泛、更加到位的运用。中国已经好不容易加入了世贸组织，用入世谈判代表的话来说，从入世谈判到最终加入，黑发人都变成了白发人，那么我们现在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有这么一个权利可以利用，就应积极利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WTO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圣敬认为，以美国屡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为例，中国完全可以从一开始就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彻底解决问题。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的第一案是“铜版纸案”，当时中国就不妨在WTO上诉法庭对美国一诉到底。

　　据记者了解，“铜版纸案”曾有两大不寻常：第一，美国第一次对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征收反补贴税。2007年3月3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铜版纸产品征收临时反补贴税的初裁结果。这第一次改变了美国坚持了23年的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反补贴法的贸易政策，且与美国内仍然生效的法院判例和美商务部的一贯做法不符;第二，此案引发中国入世以来第一次单独提出WTO争端机制下的投诉。2007年9月，中国就这一初步裁决提出WTO 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

　　李圣敬认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当时非常聪明，在WTO还没有成立此案专家组之前，当年11月，他们对中国铜版纸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作出了“无损害”的裁决，矛盾就此解决，中国对美国进行的投诉也无须进行下去。如果当时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确定美国对中国产品进行双反调查的不合理性，会使得美国无法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中国产品施此伎俩。

　　迄今为止中国成为主要被诉方和活跃的第三方

　　在美国连续对中国钢铁产品发难的同时，不久前的7月9日，欧盟委员会也发布公告，决定对我输欧无缝钢管发起反倾销调查。其实何止是钢铁产业，整体而言，作为贸易大国的中国近年来遭遇的各种贸易争端已日趋频繁。

　　“观察近年来的贸易动向可知，加入WTO以来，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主要表现为WTO成员利用反倾销、保障措施、反补贴等保护性贸易救济手段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规则来限制或阻止中国产品的进口。这些措施都是以WTO相关规则为根据，对于不当使用这些规则所产生的纠纷，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武汉大学WTO学院院长余敏友对记者说，中国在WTO反倾销和反补贴制度中的非市场经地位问题十分复杂，而有的WTO成员在其中滥用规则。“我国应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对于侵害我国贸易权益的其他WTO成员的贸易政策措施，主动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而我国偏爱的谈判和磋商等外交手段更适合于解决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或WTO体系之外的贸易摩擦问题。”

　　WTO法律事务部参赞冯雪薇认为，中国有一个不诉讼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传统是觉得提起诉讼就是对别人的敌意行为。“所以在概念方面，我们要正确地理解参与的重要性，争端解决机制就是在事实当中寻求真理，而不必看作是敌意和对峙的表现”。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韩立余的研究统计，入世近7年来，中国只提出2件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投诉：第一件是2002年3月，与其他7 个WTO成员同诉美国钢铁产品的保障措施，最终胜诉;另一件就是2007年9月，就美对我铜版纸同时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初裁提出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后来矛盾提前化解。

　　但中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应诉案件则约为11件，韩立余说，近年呈现这样一个趋势：中国逐渐成为主要被诉对象，且常被多个成员同诉。另一方面，中国虽然还不是一个积极的投诉者，却是活跃的第三方，中国以第三方身份参与了60多件投诉的争端解决活动。

　　对于中国的表现，WTO法律部主任BruceWilson是这样评价的：“在争端解决方面，中国自从加入WTO之后，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不仅仅是自己要面对这些争端的解决，同时还积极扮演了第三方的角色。中国有40多次成为独立的第三方，这个数据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成员，也就是说自从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已经参与了大约80%左右的上诉案件讨论。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上诉过程当中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展望未来，多位WTO领域专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认为，伴随贸易量和贸易摩擦的增多，中国可能越来越多地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当中的被诉对象。但同时，中国也会更加主动地成为投诉方，国内的政府、企业、学界之间的互动也会更加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