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传播媒介。传播媒介的范畴是广泛的，包括影视、音像、书刊等以图象、声音、文字或实物或其组合进行展示、宣传、介绍的各种社会事业，在经济和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传播媒介迅速传递着无限多样的信息，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为社会传播和推行占主导地位的人生观、价值观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使人们的社会化过程提前、加快。与此同时，其中的不良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要介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当中，并对人们的社会化产生不良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大众传播的异化，就是指大众传播作为引导和监督人们思想行为的工具，本应起到推动主流思想确立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其他原因，大众传播偏离了自己应有的作用和方向，给人类带来的文化环境的日益恶化和社会堕落的可能性。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媒介的媚众，另一方面来自于政府的放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不管往哪个方向发展，都必须首先考虑自己的生存，只有生存才可能发展。市场是媒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关节。这无可非议。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今天的媒介，由于操作者工作水平和思维观念的局限，很少产生出可圈可点的优秀作品，绝大多数的媒介，都在毫无意义(但却可以营利)地重复着对成功作品的复制，看看今日中国的电影、电视、文学、典艺，一会儿是“帝王热”，一会儿是“格格热”，一会儿是“反腐热”，多无病呻吟之造作，一片靡靡之音，光怪陆离。甚至有些竟置社会效益于不顾，千方百计迎合一些社会成员的不健康心理。更有甚者，更是故意制造一些奇谈怪论、色情淫秽、凶杀暴力、迷信邪说等具有强烈刺激性的信息来招揽受众，极力消解人们正常的、理性的心理、观念和精神，误导社会，使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混乱，严重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而这一切的造成，又来自于另一个原因——大众传播异化的根本原因：政府的放纵。

　　应该肯定，媒介的主旋律作用在今天仍无可争议。国家对社会文化环境也保持着高度的警觉，特别是对那些非法的文化运作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清理措施，但我们应该承认，政府在对待传播媒介上存在着不正确的、暧昧的态度和作为。基于稳定和统治的需要，任何政权都对媒介进行控制，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控制的范围程度是什么，应该有多大?显然目前我们尚没有统一的、明确的标准，这一缺陷构成媒介把关权力滥用或不用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中，已造成巨大的损害。以文化分级为例(一般人们谈的是影视分级，我认为不充分，应把所有文化进行分级才好)，人们一讨论到这一问题就把分级与允许色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划了等号，并进一步把这一问题提高到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违背的高度进行争议(当然，如果问题真到这一高度是没有探讨余地的)，使这一问题搁置。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不容色情淫秽、凶杀暴力、迷信邪说的东西存在(而事实上，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这些东西却一样不少地存在)。但是，社会文化不只是这些灰暗面，主流的、正面的文化仍然有分级的必要。比如充斥荧屏的美目、丰胸、提臀等广告和四处开花的性保健用品商店，无不极尽煽动和诱惑，实为儿童及青少年之不宜，早该进行分级和规划管理，然则没有见到哪个政府部门出来说不妥并加以修改。再比如对宗教的研究，一般的公众或一般的信徒如果只是把它当作心灵的寄托也就罢了。如对宗教进行深入的研究，则可能因为对宗教教理理解不来而产生混乱，陷入走火入魔境地，这就产生了社会危害性。但是宗教信仰又是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不能因可能产生社会危害性就禁止了它，那怎么办?显然正确引导是非常需要的，怎么引导?可以进行分级，把对宗教的深入研究方面的事宜和媒介设立为限制级或辅导级，这样，当人们想对宗教进行深入研究时，就会明白那是需要辅导的或有限制的，就可以起到正确引导人们的作用。又比如公益广告，以禁毒宣传为例，其中可能出现一些吸毒者毒瘾发作的图面，这种图面效果会更震憾，但是是不适宜儿童和青少年观看理解的，就应设为辅导级，由家长在旁边予以讲解，等等。这些说明，一些问题在深入思考后会发现，是不能简单地用倡导或排斥来加以选择的，这种态度和做法是不正确的。政府在面对各种文化思潮、文化形式时，一定要在科学严谨、慎之又慎地进行评估论证后给予明确的、及时的态度，确立科学、合理的管理标准，以利于积极文化的传播和消极文化的控制，否则就会造成对媒介的失控。

　　而基于对媒介生存的理解和支持，政府在对媒介的把关上又呈现了另一种态度——暧昧。所有上述有政府把关而在社会上存在的不良文化及其趋势，都向我们反馈着一个信息——政府的暧昧。当人们用越来越多的时间来看电视、谈报纸，足不出户便可以通过种种传播工具了解社会一切信息时，人们自然地选择了媒介而放弃进入现实世界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机会，并且很少再对其内容真伪进行追究，这样媒介就把现实和信息的联系隔裂开，它控制着对信息的传播而左右着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判断。这时政府保持正确的态度和做法就显得极为重要。当然，这也是政府的重要责任，暧昧意味着对人们的不尊重和不负责任，也意味着对不良文化的放纵。

　　以上所讲的都是在政府控制管理下的社会文化。它表明，即使在政府管控下发展起来的文化，也会良莠不齐。下面，再谈一谈游离于政府管控之外的文化——地下媒介。地下媒介在我国主要有两类：政治性媒介和色情媒介。地下政治性媒介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作用的范围和对象是特定的，在犯罪学上进行研究的意义不大，这里不准备讨论它。而只着重谈谈色情媒介。

　　色情媒介，包括色情书刊、音像、影视和上面提及的网络色情。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管理体系和管理模式的不明确、不合理，大量的色情媒介从各种途径流入境内，随后则是国内的商家、作家自产自销国产色情媒介。这一股黄潮，极大冲击污染了我国的文化市场，也充斥污浊了我国的文化娱乐场所。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虽然我国文化市场主管部门不少，却管理职责不明，多在大搞部门主义，有利可图则大家熙熙而来争着管，无利可图则千呼万唤而不往。在管理方式上，往往忽略了常规性、持续性。就拿“扫黄打非”来讲，活动年年搞，却多是来时一阵风，去时无影踪，形式主义太甚。这种宽严不定、软硬不一的管理方式，导致了文化市场管而不严、治而无恒、惩而不力、罚而不狠，使违法犯罪者难受震慑，有恃无恐;使守法者难得肯定，社会责任感下降。于是乎，西方腐朽的色情媒介照进不误，恶拙的色情文学照写不辍，黄潮阵阵，涛声依旧。

　　那么色情媒介究竟是怎样危害社会而引起犯罪的呢?目前而言，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表明色情媒介能对成年人造成较大的刺激以致有大范围的成年人因色情媒介的影响而违法犯罪。就我所知道，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成年人都接触过色情媒介，但这些色情媒介并没有形成足够的刺激以致可以激发我们去犯性方面的罪错。有两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一方面是成年人的利益和理智判断控制了他们的行为，即使他们因此引起冲动，但理性使他们选择了远离性罪错。另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成年人可以在正常的性生活中解决性需求问题，色情媒介所引起的冲动可以在合法的性关系中得到消化。反面的印证是只有极少量的成年人因性需求无法得到解决而走上了性罪错的路。

　　但是，色情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尤其在中国，当前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性意识的危机。中国社会传统的观念对性方面是讳莫如深的。因此，中国人在进行性教育时所采取的态度是愚昧之，企图以此来推迟青少年的性唤醒，所以即使在中学开设了生理卫生知识一课，却是形同虚设。这一遮遮掩掩、欲说还羞的姿态，同青少年正常的生理发育和心理需求产生了不协调，形成了一个空档。而色情媒介正好填补了这一空档，利用它过份的或不当的性刺激，左右了青少年的性意识，引导青少年在性方面走上扭曲、腐化的道路。大量的数据表明，色情媒介与青少年的性罪错有着直接的关系。

　　3、公共娱乐。公共娱乐场所正日益成为社会不良文化的代名词。包括迪吧、酒吧、歌厅、舞厅、夜总会、酒楼、桑拿、推拿在内的公共娱乐场所，正在沦为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集散和交易场所，并由此引发其他犯罪违法行为。

　　首先是吃喝问题。现在的中国，以国家机关为主力，以社会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为骨干，以手中握有一定行政权力的人为基础，整个社会吃喝成风，据说单国家机关每年公费吃喝的数字就在3000亿左右。中央和中纪委的三令五申、年年反复强调反对吃喝问题，所发的通知、规定等有一本10万字的书本大，但从这种不厌其烦中我们能解读的是他们对整治吃喝问题的无奈。然而这种风气带坏了整个社会，现在人们办什么事都要先吃喝一下，对被请吃的而言，这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对请吃者而言，一次请吃可能就是他一个月甚至半年的收入。毫无疑问，这种风气在社会形成积怨。

　　其次是色情活动。与吃喝紧密相随的，还有一样事物，那就是嫖娼。在这中间，有一个过渡媒介——营利性陪侍。即俗称的“三陪”。与色情媒介不同的是，“三陪”是以人的实际陪侍和表演而不是其录音录像为特征，相比较而言，“三陪”具有公开化的特征，因为“三陪”必须以公共娱乐场所为媒介。

　　在当前中国的娱乐领域，色情业早已泛滥成灾，经过职业公开化、社会化、职业化，绝大多数的“三陪”人员已完成了从陪喝、陪玩到陪睡的过渡，即完成了妓女的塑造(这是用较一般的说法，现在已有男妓的出现，但只是性别多了，其余没有质上的区别，故仍统称为妓女)。与外国相比，我国妓女的放纵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经营的无规范、行为的无秩序以及开放的无禁忌则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妓女和卖淫，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开来。有的妓女还兼有其他恶行，偷窃、吸毒、组织暴力犯罪等无所不参与。妓女的职业化、公开化意味着卖淫嫖娼活动的严重性，在公共娱乐场所，无乎所有的“三陪”人员都兼有妓女身份，而在桑拿场所，据说其“三陪”人员100%是妓女身份。相关的数据也佐证了卖淫的严重性。据杨焕宁先生的调查，1986年~1999年，全国强奸案件基本在4万~5万起之间浮动，而同期的卖淫嫖娼案件则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86年的12520起上升到1999年215128起。而这些卖淫嫖娼的主体，正是涉足娱乐场所之人和在娱乐场所从事营利性陪侍的“三陪”人员，以基于金钱的自愿性行为代替强奸，虽则强奸罪案的数量得到了缓解，但性需求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从这里我们应该得到另一个启示是，性需求量是稳定存在的，是无法压抑的，因此没有科学合理的性需求疏导，非法的、不正常的性关系必然大量存在。而“三陪”的高收益、低成本、低代价在社会上起了示范作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男男女女特别是一些贫苦家庭的孩子加入这一行业，从事“三陪”的人员日呈年轻化，因为除了相貌，年龄成了最好的资本。研究还显示，妓女群体还在向帮派势力发展或者受到帮派势力的控制，帮派势力的介入表明卖淫活动的组织化、暴力化程度提高，这是值得注意的发展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