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卖淫活动的迅猛发展过程，有两点值得重视：一个是公众性观念的开放。事实上，随着西方社会休闲娱乐观念和思潮的拥进，中国人的休闲娱乐方式和观念正与西方趋于同步，人们对新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的接受能力和容忍程度普遍增多，社会上婚外情、早恋、婚前性行为大量出现，甚至对同性恋等也采取宽容态度，这使得人们对金钱和性的关系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从“万恶淫为首”的视角转而认为“笑贫不笑娼”。于是社会的宽容和性观念的开放使得中国出现了比任何国家都开放无序的卖淫市场。二是卖淫成因的认识。现在一种观念认为卖淫都已由过去的“生活逼迫型”转为“贪逸自愿型”，即卖淫主要是道德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但正如皮艺军教授所指出的：“需要重申的是，当前卖淫妇女的行为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而不是道德问题。此次调查的卖淫妇女中有62%来自农村，79%为农民和无业人员，已经说明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和从事这一行业的牟利动机。好逸恶劳、虚荣、向往奢侈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这些妇女的主要品质，也不是她们落入风尘的主要动因。不论她们如何做到一夜暴富，这一行业仍然是世上所有行业中最不屈辱最卑微的行业”。

　　最后是毒品的泛滥。毒品在社会的泛滥，尤其是在公共娱乐场所的泛滥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自80年代初国门打开以后，毒品犯罪甚嚣尘上，愈演愈烈，成为困扰我国政府的一道重头难题。目前，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中国已由毒品过境受害国转变为毒品过境与消费并存的受害国，2000年的《中国禁毒》白皮书记载：1999年，全国共查获毒品犯罪案件6.5万起，缴获海洛因5.364吨，鸦片1.193吨，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16.059吨，以及部分可卡因、摇头丸、大麻等，破案数和缴获毒品总量分别比1998年增加2.4%和33.6%。中国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1991年为14.8万，1995年约52万，1999年为68.1万。现有吸毒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0.54%，吸毒人数中，吸食海洛因的占71.5%，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占79.2%。截至199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的1731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因静脉注射毒品感染的占72.4%。”按国际刑警通行的惯例计算，一个吸毒者周围有隐性吸毒者5至10名，则我国的隐性吸毒人数则可能达到340万至680万之多。从白皮书揭示的数据看，我国正处于一个更为严重的吸毒爆发时期。一方面是71.5%的吸毒者吸食海洛因这种传统毒品，表明我国尚未进入吸食毒品泛滥时期，吸食毒品泛滥时期的表现是冰毒、摇头丸等新型毒品的大范围、大量吸食。而从缴获的毒品看，则是以冰毒等新型毒品居多。这种矛盾状况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新型毒品在吸食前被我公安机关及时查缴。一种是还有大量的吸食新型毒品的人员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政府掌握的数据失实。但不管如何，这一矛盾状况已显示我国将进入吸毒高峰期，对此不可掉以轻心。马克思讲过，如果有300%的利润，就是杀头的生意也有人做。毒品的高利润有可能使我国的毒品违法犯罪蔓延成灾。毒品制作成本的降低和毒品交易利润的畸高，使得制贩毒品近乎疯狂。毒贩们敢于拿生命作赌注，声称“冒险一次，享受一生，杀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用武装到牙齿的态势与国家司法机关对抗。然而更让人感到担忧的是，从我们的政府机关到公众，都存在着以毒品危害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在国门刚开之际，很多地区的政法机关领导还觉得毒品问题主要在西南边陲与西北边区，自己脚下的土地基本无毒，未先期采取有力措施进行积极预防，而是随着毒品犯罪愈演愈烈才逐步重视的，因而缺少一种先期控制的能力。基本同样的认识，一段时期内，我国对毒品危害的宣传较少，全社会未能大张旗鼓地展开禁吸戒毒的宣传教育，未能使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了解吸贩毒的危害。许多无知者不懂得染上毒瘾后的恶果，对毒品易成瘾难戒断，最终将走向死亡的生理心理机制缺乏认识，由于各种原因陷入了毒品的沼泽。而人一旦染上毒瘾，就不再是人而是魔鬼，毒品易成瘾难戒断的特性，使得戒毒者不仅反复复吸，还因为为了维持吸毒而成为毒品扩散的帮凶，并进而引发其他违法犯罪。加上毒品犯罪的隐蔽性，使得打击毒品犯罪的效能降低。

　　4、不良政治。不良政治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不良政治对违法犯罪所起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是指不良政治对犯罪的错误反应是未能有效预防犯罪的原因之一。

　　不良政治对犯罪的错误反应就是指公共政策对犯罪的错误反应。公共政策就是政府或政党就社会公共事务或社会问题所采取的方针、策略、法令、措施等等。从犯罪学的角度说，公共政策就是作为决策者的政府在对付犯罪方面能够做什么和选择做什么。好的公共政策就是好的犯罪对策。犯罪经济学的兴起促使人们重视公共政策与犯罪之间的联系，提醒人们要运用公共政策来对付和解决犯罪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在犯罪预防的理论和实践中，公共政策的作用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得到充分的发挥，具体表现在公共政策与犯罪对策之间缺乏应有的协调配套，仍旧是两张皮，各自运转，没有针对性;犯罪对策仍然是被视为与公共政策不相搭界的一套独立的措施体系;对付犯罪仍然被视为仅仅是警察和司法机关的事情;刑罚仍然被当作控制犯罪首先的和主要的手段。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国也不例外。虽然我国很早就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这是非常有创意的、正确的举措。但在实践上，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工作上的不科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没显示出它应有的效果。首先是认识上的原因，我们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界定为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等各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稳定。并提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的工作范畴，强调打击综治的首要环节，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1年通过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然而我们至今不知道实行综治是党委、政府的一项政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项法律。各级党委、政府都在例行公文中称贯彻“两个决定”，然则法律的实施和政策的贯彻显然是不同的。而把打击作为综治的首要环节更直接导致了多年来“严打”不断，“严打”经常化，现在甚至提出要考虑“严打”制度化的问题。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严打”的性质必然内在地要求它是针对某一区域、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的特殊治理手段。把“严打”工作经常化和把日常工作“严打”化是一样的，必然要导致实施者长期处于一种非正常的工作状态，结果是会反过来影响了实施者的积极性和“严打”的效应。实践表明，尽管“严打”声势有助于提高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增强安全感，但从重从快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并不能起到有效遏制违法犯罪的作用。我们的政府看到了前一个优点而持之不放，情有独钟，但这显然是认识上的一种偏差。其次是我们工作方法上的不科学。综治的口号提出来了，但在实施中，综治首先被理解为就是“严打”，然后在打不胜打的情况下，又提出了“打防并举，预防为主”的策略，实施了一阶段后出现了打不胜打、防不胜防的局面，现在又提出了“打防并举，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的口号。这个过程说起来是一个认识过程，而实际上是指导思想、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因为在提出综治这一概念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已经是定好了，只是我们没有去组织实施好。但是这已不在我们进一步讨论的范畴了。

　　不良政治的另一方面是指不良政治给违法犯罪的示范作用，即腐败问题。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很长时期普遍存在的，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腐败，而在转型期国家表现尤甚。我国作为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国家，这方面也颇有表现。目前，我国以贪污受贿为代表的职权型违法犯罪行为严重污染社会风气，从远华走私案、到慕马案、再到陈希同、成克杰、胡长青、李嘉廷等高官案件，级别之高，范围之广，数额之大，件件令人震惊，远远超出普通百姓可以理解的范围。美国法官布兰迪斯提出，“政府是一个感染力极强的以身示教的教师，不论教好教坏，它总是以自己的楷模行为引导整个民族。”也如亨利·斯蒂尔康门杰所指出的，“政府官员的越轨行为，可以为其他形式的越轨树立榜样。”(美)道格拉斯《越轨社会学》，河北人民出版社87年版。这类罪行，不仅使国家和公众利益受损，而且破坏既有制度和各种规则并导致社会运行状况的恶化。对于公职人员而言，周围的环境既是给他启示，也是给他压力，使他们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于是在公职圈内造成了恶性循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的大量出现，使他们对政府和各种政策的信任和遵从度下降，不仅各种政策受到人们的怀疑以至不满，社会赖以存在的健康的社会心理基础也受到侵害，道德滑坡、公民意识淡漠和责任感缺乏等现象普遍形成，各种反社会行为大量增加。

　　二、犯罪行为的客观方面

　　以上所讲，是对犯罪意识形成的认识，即教育缺乏、教育失当和社会化偏向是形成犯罪心理的基础，并对社会化偏向的一些重点方面进行了罗列。犯罪意识是犯罪的基础。我认为，具有上述三种形成犯罪心理情形的人，就是一种潜在的犯罪人，相应的应是我们进行犯罪调研和犯罪预防的重点。但是，具有犯罪意识与实施犯罪是有差距的，两者是两码事。很多有犯罪意识的人并不当然地去实施犯罪。因此，关于犯罪的发生，还需进一步研究。那么，是什么阻却一个具有犯罪意识的人实施犯罪，或者说是什么促使一个具有犯罪意识的人实施犯罪呢?这个问题，仍然要从犯罪本身去寻找答案。

　　我们知道，犯罪不是一种无意识地行为，犯罪的实施必然包含着行为人的某种目的，解决着犯罪人的某种需求，即行为人通过实施犯罪必然是想得到一定的受益。对行为人来讲，犯罪是一种有价值的行为，跟其他正常的社会行为是一样的。人之所以成为实施犯罪，是由于他处于一定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之下，罪恶的种子得以在这种条件下发芽、生长，并且犯罪对他而言是一种较好的选择或是必然的选择。因此，犯罪的发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罪恶的种子能得以发芽、生长，即犯罪意识能得以形成。二是犯罪是必然的或较好的选择。关于第一个条件，已在第一部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一部分，着重分析第二个条件。

　　犯罪如果是必然的选择，则意味着行为人在社会中处于完全孤立无助的境况，他既不能通过自己正常的行为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无法获得社会的帮助以求生存发展，以致于只能通过犯罪这种手段来实现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犯罪能够提供他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我认为，犯罪是应被允许的。因为，社会在这过程中没有对他负起责任，那么，他的罪责就应由社会来承担。

　　如果犯罪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则意味着通过正常的行为也能获得生存发展的条件，只是他认为犯罪这种方式具有更高的效益，以致不愿意以社会允许的方式而以犯罪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生存。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应对他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因为社会提供给他生存发展的正常条件，而他却要选择与社会正常秩序矛盾或对立的手段-犯罪来实现。犯罪的发生正应针对这种情形来进行研究。

　　犯罪作为一种选择，意味着作为价值判断，犯罪是被行为人认为具有效益的行为，从而为行为人所选择。那么在犯罪行为内部，自也存有价值判断，即犯罪行为的本质要求应该是通过最小的成本投入来获取最大的犯罪效益，这才符合行为人的价值判断。因此，价值判断本身成了犯罪发生的一个制约杠杆，许多的犯罪意识在价值判断中被有效消除。因此，引起犯罪价值判断的环境就是犯罪行为发生的环境。这也就是本文要研究的内容。

　　而能够引起价值判断的环境，意味着在这一环境中存在利益的不平衡，所以才有价值判断取舍之必要。问题是，这些不平衡的利益在哪里或者体现在哪里?人们的利益，体现在人们各种需求的满足上。人的需求，是包括物质、生理、心理等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需求。由于具体人、具体社会条件的不同，人们在实现这些需求中存在着不平衡，有的人能实现，有的人不能实现，有的人现在不能实现，以后才能实现，有的人实现得容易些，有的人则要困难些。因此，犯罪行为发生的基本框架是：利益需求满足不平衡导致人们为争夺实现机会而发生冲突。在冲突中，每个人都力图以自己所具备的优势去取得胜利，因此他积极获得犯罪能力，并通过自己的犯罪价值判断来决定是否进行犯罪行为。这里着重阐述冲突环境、行为人的优势选择以及犯罪价值判断三个问题。

　　(一)冲突环境。在实现需求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的冲突，包括个人内在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以及人与社会的冲突三种情形，这些情形，就是引起犯罪发生的冲突环境。

　　1、个人内在冲突。个人内在冲突是指个人对自身条件与实现需求之间缺乏正确认识，一方面是客观存在满足需求的必要，另一方面却认为自身条件无法实现这种需求，于是形成了自身内在的认识矛盾，进而使人陷于自我对立的圈子，无法正确认识自己。这种矛盾的渲泄或解决，通常以行为人的自我抑制、自我伤害、自我牺牲方式实现。这种情形，对他人而言，危害性并不大，但对社会而言，其危害性仍是明显的，因此这种情形仍在社会禁止和救助之列。表现在犯罪上，则因这类人具有精神情绪低落和心理承受能力低的特点，一遇挫折、困挠或其他刺激往往不堪承受而易失去控制，做出偏激行为，对社会实施报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