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网-大河报报道：今年8月上旬，兰考县一位老农以女儿被丈夫殴打致“傻”为由，向兰考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告其女儿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此同时，有人报料称，这则看似普通的官司背后实则隐藏着一个周密的“复仇”计划……事实究竟如何，记者前往兰考进行调查。

“特”字号判决书

今年8月上旬，67岁的兰考老农陈厚德向法院递交诉状称，他的女儿陈小霞原本身体健康，2008年麦前因其爱人雷某在外打工期间有外遇，陈小霞带儿子前往找其理论，被雷殴打，精神受到严重刺激导致失常，上海精神病院的医学结论确认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老人的诉讼请求只有一个：申请宣告女儿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这个特殊的诉讼请求让法院吃了一惊。兰考县人民法院主审法官刘建平告诉记者，我国是世界上精神病人较多的国家之一，但在兰考，亲属请求法院通过法律程序将精神病人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陈小霞案还是第一例。

在我国，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两种：一是已满10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二是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国家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除设立了成年人监护制度外，还专门设立了宣告制度。这一规定在《民诉法》第170和171条均可见到。

法官认为，陈厚德作为陈小霞的“近亲属”和“利害关系人”，有权提出这样的申请。只是，法院必须对病人再做司法鉴定，上海精神病院的医学结论只能作为参考。于是，法院指定了开封汴京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对陈小霞进行鉴定。

9月4日，该所在为陈小霞做了一系列科学检测后，出具了汴京司鉴所(2008)精鉴字第107号鉴定结论，陈小霞患的是精神分裂症，应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了这个法医鉴定，法院依法适用了“特别程序”，很快作出了判决。9月底，老人拿到了这份(2008)兰民特字第0002号判决书，判决书以“终审判决”的形式，宣告33岁的陈小霞从今年的9月25日起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兰考本地患精神病的人并不少见，这些精神疾病的生成不少跟家庭暴力或婚姻纠葛有关。但陈家的举动颇让一般人不解，不少家庭有了精神病人生怕外人知道，更别说上法院请求专门“宣告”，况且，女儿受了委屈，娘家人不想着去找女婿理论，为何先要把女儿宣布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呢?

女儿突然疯了

10月10日，在距离兰考县城约14公里的坝头乡，记者辗转见到了陈小霞的父母。

一间仅有10多平方米的昏暗土屋里，墙上还整齐地贴着四张陈小霞上学时的奖状，只是早蒙上了一层灰。陈小霞的母亲正在凸凹不平的地上平摊要晾晒的玉米籽，老伴陈厚德坐在旁边默然不语。

一提起女儿，原本平静的陈母抓着记者的手嚎啕大哭：“俺的妞傻了，是被他打傻的啊，(她)现在啥也不知道，吃饭得喂啊……”

在两位老人断断续续的哭诉中，记者得知，他们共养育了四个孩子，陈小霞最小。四个孩子都知道刻苦读书，但因家里穷，他们只能集中供养大儿子陈小沛。陈小沛后来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和主心骨。

1998年，陈小霞经人介绍与同乡雷某结婚，第二年生了一个儿子，但家庭经济条件一直不好。2005年，陈小沛为雷某在广东东莞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期望通过妹夫的勤奋让他们一家过上好日子。不料，没过一年，东莞方面就不断有风言风语说，雷在那边还有一个女人。2007年6月，陈小霞带着孩子去东莞找丈夫。

陈厚德老两口也多少知道了些女儿和女婿的事，因此很关注他们的状况，但让他们宽慰的是，陈小霞去东莞之后往家里打过几次电话，并没有什么坏消息——女儿先是说自己也找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再就是小外孙在一所教育质量不错的小学读书了，虽然偶尔小外孙会告状说爸爸经常打妈妈，妈妈经常抱着自己哭，但女儿总是坚决否认并称丈夫对她很好，让老人不要操心。

“小霞从小就很懂事，她是受委屈不想让俺俩知道啊……”陈小霞的母亲哭诉。

悲剧是一年后暴露的。女儿“疯了”的消息两个月前从大儿子那里传到了老两口的耳朵里。陈厚德说，老伴差点昏过去，这消息于他们无异于晴天霹雳：“好好的女儿怎么会变疯?”

陈小霞后来被大哥和丈夫雷某送进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医生告诉陈小沛，他的妹妹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久，雷某回到东莞。陈小沛请了长假，全天候照顾妹妹的生活和治疗。

而陈厚德老两口开始陷入女儿为何会疯的痛苦追索，他们坚持认为，女儿肯定是被女婿打傻的。由此，他们才想向法院请求宣告女儿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先要回女儿的监护权，代女儿离婚，使其不再遭受虐待”。

但陈小沛在接受采访时却说，向法院申请宣告陈小霞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自己的意思，目的是让妹妹住在上海的专业医院接受系统治疗。“现在治病要紧，精神病作为一个特殊病情，住院须经法定监护人签字，按照法律规定，妹妹的监护人是其配偶，但对方至今拒绝签字，致使我妹妹至今还只能在门诊医治。”

提起陈小霞，陈小沛似乎有着很重的心结：“我离开家乡时她才四五岁，等我再见到她时她都结婚了，我妹妹是农村很常见的那种女人，善良、本分、懦弱，一句话，是一看就知道特别没本事，只会坐等着受欺侮，还不跟家里人说的那种……”“给妹夫找工作的初衷是想提高妹妹一家的生活质量，没想到却给妹妹带来了灾难，不但精神上饱尝痛苦，连肉体上也遭受暴力。”

寻求法律“制裁”

据陈父讲，陈小霞现在的状况是“时而妄想时而幻听，口中不断念念有词‘打、杀、别打、跑到人多的地方就不怕了’……”这种因恐惧而极度畏缩的状况令家人心碎，也更加重了他们对雷某的怀疑，但一系列在法律上的努力令他们失望。

陈小沛称，今年6月8日，他接到雷某电话，说妹妹有点不太对劲，他当天就坐飞机赶到东莞，当时妹妹已经不认识自己了。在东莞期间，有人告诉陈小沛，雷某有外遇时间已经很长了，他妹妹经常挨打，还经常被雷某往嘴里大把大把地灌药片。但当他就此质问雷某时，雷摊开双手说自己很无辜。

随后，陈小沛请求警方介入调查，但遭到拒绝，理由是证据缺失。陈家也曾想过要追究雷某的故意伤害罪，法院的答复是“除了对方自认以外，还需要证据，人证、物证，还要有伤残鉴定”，但陈家人没有这些证据。

“半年来她都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可她现在什么都说不了。”老人很愤懑。

在10月1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雷某只承认与陈小霞的夫妻感情很一般，否认自己有外遇，对家庭暴力的说法更是坚决否认。

对于陈小霞的病因，雷某认为是“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她性格太内向，整天疑神疑鬼”。雷称，陈小霞是6月8日清晨5点犯的病，当时，天正下着雨，自己在厂里上班，邻居打电话告诉他，陈小霞一个人在大街上晃悠。“我赶到家后，她紧紧拉着我的手说：‘咱们赶快走，有人要杀我们……’我觉得她不正常，当晚，就给她大哥打了电话。”

雷某承认对陈小霞目前的治疗进展并不知晓，也不知道陈家已经拿到了这份判决书，他说不让陈小霞住院不是他的本意。“是医生说没必要住院，住院只会加重病情。”在他的眼里，妻子陈小霞并没有多大的病。“纯粹是她大哥夸大其词。何况，在上海看病，光挂个号就得88元，一次药就要500多元钱。”

宣告书当“护身符”?

陈小霞的官司在当地引起了不小反响，众说纷纭。坊间流传颇多的一种说法引起了记者的注意：陈家追究女婿法律责任不成，请求法院宣告陈小霞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能是单纯为了尽快治病或者离婚，但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其背后隐藏着一个“复仇”计划，因为“陈小霞被宣布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后，一旦好转，仍可以精神病人的身份‘复仇’并逃脱法律制裁”……

对于这种说法，陈父说“没有这事，俺只想叫妞离婚”。记者向陈小沛求证“复仇”说，他的答案是：“恨，是有，报仇，若我妹妹有这能耐，就不会有今天的苦难了。”

不过，陈小沛告诉记者，妹妹的病情逐渐稳定，确实在逐步好转。

尽管陈家否认了“复仇”的可能，但坊间的议论还是使法律界人士注意到，这里面确实可能存在一个微妙的“可操作空间”。

记者查阅《民事诉讼法》，该法第173条显示，被人民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根据其健康恢复的状况，经本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还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原判决宣告。

“也就是说，精神病人在治疗康复后，其恢复民事行为能力的主动权仍握在本人或利害关系人手中。如果他们不申请向法院撤销宣告，法院并没有法律依据强制宣告原精神病人为正常人。”有司法人士向记者解释。

而对于这种情况下的精神病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人士说：“已宣告为欠缺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在撤销宣告前，即使实际具备完全的判断能力，也认定其没有意识能力或者意识能力不完全。”

“在我国，犯罪嫌疑人一经鉴定为精神病人或者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处于精神病病发期，那么，公安机关立案的应撤销立案;已移送起诉的，检察院应作出不起诉决定;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应作出终结诉讼的裁定。当然，这条规定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犯罪在法律上不被认定为犯罪，而只是表明精神病人由于不具有责任能力而不承担刑事责任。”律师界一位知名人士称。

这位人士同时认为，目前，我国的精神病鉴定程序、收治条件、监护方式以及对精神病人权利限制或者恢复的条件等规定，都处于较混乱的状态。

以精神病人的权利限制为例，记者在郑州市精神病院求证时获悉，精神病的病情轻重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强弱不一定成对应关系。有一大类病人可能在某个方面或某些方面无民事行为能力，但同时在其他方面有完全行为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全面受损的病人的确有，比如智能极度低下者，但大多数精神病人都有残留的民事行为能力。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保持残留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数量还会逐渐增加。但在法律上，所有精神病人只有两种划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在涉及相关处罚时，也仅以这两种类型区别处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假如有一天陈小霞触犯了刑律，她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宣告书真的能成为减轻处罚的“护身符”?

尽管一位资深律师向记者指出，因为精神病人犯罪有着极其复杂的发病和发案动因，执法部门往往会在出了刑事案后，根据受害人家属的质疑，对病人实际状况重新再鉴定，但在采访中，一位供职于公安部门的法医强调：“刑法对精神病人的残留能力并没重视，有精神病几乎就代表着无罪。刑法对精神病人的犯罪意识重视是不够的。”(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记者何晖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