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灯红酒绿一直到天明的梦幻之地。巨大都市中孤独的人群。源源不断的“上京”人口反哺着东京这座都市的更加巨大化。

　　时期：1981年。日本经济加速冲顶，进入泡沫经济前的冲刺。Japan as No.1的时代。

　　结局：风化、无人理会是必然的结果。

　　上京，奔向东京

　　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东京吸引着全日本的年轻人，他们纷纷跑到东京都去谋生，城市无限巨大化。所谓“上京”，便是指到东京去谋发展，特别是年轻人。这词和我们当下的“北漂”一词有一比。城市的巨大化及人口的增多带来巨量的工作机会，反过来又更加促使人口大量流向东京等大都市，以至于产生了日本地方人口 “过疏化”问题。

　　这些选择“上京”的年轻人，一个明显的共性就是他们在这个都市基本上没有家人或熟人，可谓举目无亲。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往往更容易成为犯罪行为的牺牲品。而一旦成为牺牲品，谁来为他们出头?谁来推动警察机构的持续调查?几乎没有。没有人来保护这些外来者，他们是这座都市里的孤独灵魂。

　　而在上世纪80年代的同期，东京都的国际化也开始加速。而“外国人”———日本人称之为gaijin———除了举目无亲外，还有语言不通、风俗文化不通的障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更容易成为犯罪的牺牲品。

　　东京的上野公园，是中东人(主要是两伊战争期间从伊朗过来的)聚集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交换生活情报，互通有无;而这里最有名的，是贩卖假电话卡。外国人到了日本，不可避免地需要与家乡亲人联系。在上世纪80年代，电话是除了信件外惟一的联系渠道，日本的国际电话费贵得吓人，所以不少外国人都选择在上野公园一带购买假电话卡。价格只相当于正式电话卡的十分之一。

　　欧美人则更多聚集在六本木。六本木那边是使馆区，更多的是新潮酒吧、迪厅。相应的，毒品的买卖也就盛行。

　　中国人则在新宿池袋一带，那里繁华与野蛮并存。这里最富有特色的，当属新宿区的歌舞伎町。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国籍区域，也是一个法律的盲区，可谓大东京犯罪缩影之地。

　　同时，那里也是日本人或东京都政府追求城市多样性的一种“有意为之”吧。

　　从新宿站东口出来往北，经过一小片饮食区，来到靖国大道的那一边，就是歌舞伎町。那里，聚集着大量的性风俗店、地下赌场、保龄球场、餐饮店、影院、牛郎店，是真正的不夜城，世界第一的欢乐街，是香港与北京、上海无法与之相比的魅惑之都。也是非法与合法的混合体。

　　经过这些喧嚣的区域再往北，环境突然变得诡秘起来，氛围安静却隐含骚动，这便到了情人旅馆区域。那里聚集着一片情人旅馆，旅馆门口亮着一盏盏暧昧的灯光，看不清人的面孔，看不清车牌号。再往北，是韩国人聚集的大久保一带。

　　后面提到的这一系列案件，就是发生在这片情人旅馆区的连续杀人事件。

　　出逃的主妇

　　1981年3月19日，女子A与一名男子住进这里的一家情人旅馆。之后男子便先一步离开了旅馆。第二天早上10时，随着退房时间的逼近，员工没有发现留下的女子有出来退房的迹象，于是打内线电话催促，结果无人接听。员工觉得奇怪，于是进入房间查看，发现女子A已被掐死在屋内。

　　警察从死者名片推断女子为夜店工作者，年龄33岁。但是后来在对其住处进行调查后发现，女子用的是假名，实际年龄45岁，是日本埼玉县的一名主妇。

　　女子A出生于神户市，中学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公司任职，22岁时，和很多年轻人一样，选择了上京这条道路。

　　到东京后，她在夜总会认识了一名已婚男子，之后与这名男子同居。其后男子与原配离婚，并与女子A生下一名儿子。男子本来在汽车公司工作，两人结婚后转职做地产经纪，但是收入却大幅减少。女子A于是再次回到夜总会工作。其后，她的丈夫因为哮喘病卧病在家，儿子也体质虚弱多病，她不堪重压，抛下丈夫及儿子，选择人间蒸发。这是她被杀之前6年的事情。

　　被抛下的丈夫在“寻找离家出走的人”电视栏目里，发出希望妻子回来的声音，之后不多久便病故了。第二年，被女子娘家领养的儿子，也因先天性心脏病不治身亡。

　　女子A在被杀害前一年的6月，即1980年6月回到神户娘家时，得知丈夫及儿子的死讯。警察无法复原当时女子A的心情是怎样的，只是听说她像是被召唤了一样，立刻又回到了东京。

　　再次离家出走的女子A混迹于涉谷及新宿夜店，打工糊口。据夜店的同僚证言，当女子A在夜店里找不到合适的消费对象时，就会在大久保公园站街拉客。

　　事发当日凌晨1时10分左右，女子A与一名男子一起进了情人旅馆，房间号为401。早上7时，男子首先出了旅馆，女子的尸体3小时后被发现。警方推测，年过40岁的中年妇女，失去了家庭，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