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12日上午10时许，画家白宗魏突然从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六层楼上跳下，当场死亡，其怀中还揣着一封控告状。后报界披露，白是因其妻被人霸占，羞愧难当，遂自杀身亡。但此案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权势较量，并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内幕。

　　落魄来津 卖画为生

　　白宗魏，年35岁，北京旗人。清末，其父在朝为官，家道殷实。他在幼时即从师学画，天生灵智，颇得此道，在京小有名气。民国初时，父母双亡，因其两个兄弟吃喝嫖赌，挥金如土，家道随即败落。1925年春，被迫来津谋生，住南市福星客栈，以卖字画度日。同年8月娶舞女金铎为妻，也就是从这时他的厄运开始了。

　　初时，金铎尚能克守妇道，洁身自爱，并辞去了舞女的职业，一心在家料理家事。但随着生活日甚一日的艰难，过惯了纸醉金迷生活的金铎渐渐地开始对丈夫发泄不满，时常报怨错投了家门。

　　为了满足金铎无止境的欲望，白宗魏只有晚上拚命作画，白日拿到福林阁去卖，但买画的人寥寥无几，白宗魏也是一筹莫展。

　　有一天，福林阁忽然来了两个阔主，进店后即对白宗魏的画大加赞赏，并用300元买下了其中的两幅。适逢白宗魏不在店中，这二人即对店主说：“过两日我们还来买画，让白画家在此恭候。”按五五分帐，福林阁留下一半，交给白宗魏150元。白得款后欣喜若狂，拿给金铎看，金铎也非常高兴，说：“我们马上就要时来运转了。”

　　两日后，白宗魏早早来到福林阁恭候二位贵客。正午时分，那二人果然来了，但进门后并没有理睬白宗魏，一心只是选画。最后挑出三幅，让伙计包好，放在柜台上500元钱转身要走。白忙上前拦阻，连连作揖道：“晚辈白宗魏给二位爷请安!承蒙二位爷抬爱，不胜感激之至，敢问二爷尊姓大名，在何处发财?日后倘有出头之日也好报答。”其中一个开言道：“你连他都不知道吗?他就是直隶督办褚玉璞的兄长褚玉凤!我是八善堂的杜笑山。”闻此言后，白宗魏不禁吓得魂飞魄散。忙将柜上的钱抓在手中，往杜笑山的怀里塞：“小人有眼无珠，岂敢收二位大老爷的钱，这两幅画全作我孝敬您的!”杜笑山拦阻道：“钱已出手，哪有收回之理?褚老爷不光看上了你的画，而且还很想你交个朋友!”白听此言更是诚惶诚恐，连称“不敢高攀”。但在杜、褚的执意坚持下，其三人共同来到宴宾楼饭庄，褚声明由他作东。席间，杜、褚频频举杯向白敬酒，白受宠若惊不停地喝着、笑着。饭后，褚提出要到白的住处看他当场作画。白慷慨应允。但他哪里知道，此一去无异于引狼入室!

　　褚氏兄弟

　　褚玉璞，字蕴山，山东省汶上县人，出生于1887年。青年时，曾两次投考保定军校未被录用，转而投身绿林，纠集歹徒为匪;被剿散后，于1911年入上海光复军，在张宗昌部当兵。因其骁勇善战屡被提升，历任营长、团长等职;1918年张部被江西督军陈光远缴械解散，随张投入直系，但未能谋职，旋又与张宗昌共同投靠张作霖，初任宪兵营连长;1924年，因在二次直奉战争中有功，一跃升为第一军副军长;1925年任第六军军长，1926年任直鲁联军前敌总指挥，击败国民军而占据天津，同年3月任直隶督办兼省长。

　　褚玉凤本人无任何所长，完全依仗其弟褚玉璞的势力，在津横行不法。其性好渔色，终日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不久前，他与杜笑山在南市天宝班冶游，在福星客栈小憩，听说该客栈来了一个白姓画家，其画倒是一般，唯其妻金铎貌美无比，可称得上整个天津城都难寻的绝代佳人!褚玉凤闻言后不禁垂涎欲滴，即刻就想上楼一见，被杜笑山拦下：你如此唐突，别惊吓了小美人。钓鱼还需下一些鱼饵，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不出十日，我保证让她投进你的怀里!”随后便有其二人花大价钱买画之举。

　　杜笑山与八善堂

　　杜笑山，字宝贤，其兄杜宝桢，字琴。兄弟二人均以办慈善事业而闻名津门。杜笑山早年曾作过天津警察厅的总务科长，因为一件私运军火擅发护照的案子而获罪，但由于警察厅长杨以德(和杜家沾亲)的庇护，仅以撤职了事。民国初年，杜氏兄弟在城里大费家胡同南口的水月庵里办了一个慈善团体，名叫“体仁南善社”，简称 “南善堂”，以恤嫠为主，按月发给守节孀妇每人一元至二元的抚恤金，同时还施送成药，发放破旧棉衣。1924年秋末，杨以德被奉系军阀李景林赶下台后，杜笑山一度沉寂。至1926年春，直鲁联军的褚玉璞当上直隶督办后，杜笑山不遗余力地为褚玉璞筹措巨额资金充作军费，从而得到褚的赏识，其二人居然结为把兄弟，杜笑山乘坐包车任意出入督办公署。为进一步讨好褚玉璞，杜笑山把原来南善堂附设的小学校，改名为“蕴山”小学，这两个字是分别在他和褚玉璞(褚号蕴珊)的别号中各取一字而得的，以示两人关系的亲密。

　　旧怨新仇

　　白死后，日租界当局从白的怀中搜出这封控诉状，于10月28日转交警察厅长常之英。常阅罢控诉状心中窃喜，遂令人立即将杜拘押起来，同时将屠兽场事务所并杜之办公室查封。依杜笑山当时在津的势力及与褚氏兄弟非凡的关系，一个小小的警察厅长怎敢草率地将杜拘押呢?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旧怨新仇，常正是欲利用这个案子，置杜笑山于死地。

　　1926年9月，经天津警察厅丁厅长委任，杜笑山充任天津屠兽场场长。这是一个肥差，年收入在8万元以上，但该屠兽场按旧例一直隶属警察厅，其收入当然也归警察厅统一支配。眼见得大把的钞票从自己手中流走，杜笑山遂起独吞之心1927年春，杜即通过褚氏兄弟，硬将屠兽场划归了杜笑山的慈善机构。 1927年7月27日，常之英接任警察厅厅长，兼任天津戒严副司令，闻知此事，大为不悦，但慑于杜的势力，也只好咽下这口气。按官场惯例，任何肥差都要对警察厅长施以“好处”，但杜自恃有褚氏兄弟作靠山，根本不买常的帐。特别是常上任之日，各方人士都前来祝贺，并送上厚礼，可杜连面都没露。常、杜二人遂结下宿怨。

　　随时间的推移，八善堂在津的名气日渐隆盛，杜借募捐、购粮和放赈之机，大肆聚敛资财，中饱私囊。杜与褚的关系更是日渐亲密。奉军与孙传芳大战之时，褚玉璞每次离津赴前线布防时，杜都率领八善堂的董事们及蕴山小学的军乐队，前往车站恭送。一次，褚在前方打了胜仗归来，杜便以八善堂的名义，在鼓楼南广东会馆举行大规模的“凯旋会”，摆酒宴，演京剧，开销达万元。就连褚玉璞纳妾，也是杜出资一手操办的。此外，杜还几次以八善堂的名义，征敛粮食、衣被等转送前线慰问将士。有一次还送给褚数万元充当军费。常之英虽也尽其所能，对褚玉璞极力逢迎谄谀，但总感觉不能换取褚的欢心。他把这些全都归罪于杜，以为长此以往下去，杜的势力将越来越大，对自己十分不利，遂有夺回屠兽场的念头。

　　命丧上权仙

　　常之英拘捕杜笑山时，也正是褚玉璞前方战势吃紧之时，褚妄图抵抗北伐大军，亲往前线督战，不断往返于徐州、天津之间。常遂借褚在徐之时，派人清查了屠兽场帐目，结果查出杜自接任后营私舞弊3万余元，帐面亏累也达万元以上。

　　最初，常并未想置杜于死地，只是想要杜家服软，将侵吞的赃款吐出来，交给警察厅办理，杜自动辞职，将屠兽场拱手交给他也就算了结了此案。但杜笑山根本不把常之英放在眼里，对常口出狂言说：“只要你枪毙不了我，等褚督办回来，我让他就枪毙了你!”杜一方面令人与褚玉璞联系，一方面又让其兄杜宝桢去北京走张作霖的关系，让北京方面勒令放人。常之英遂对杜暗起杀机，决定尽快将杜除掉，以免后患。

　　杜笑山被拘押后，警察厅始终没有宣布拘押理由，也未移送法院审理。天津总商会等不明真相的社会团体纷纷致函警察厅，请求保释杜笑山或尽快审理此案。常均以“此案重大，尚需禀明褚督办，再做处置”作为答复。

　　嗣后，常草拟了一份函电快寄徐州，函中列举了杜的数条罪状。褚玉璞当时在前线正是连吃败仗，而他却将失利的原因归罪于杜笑山没有及时供给军队粮饷，军心涣散所致，心中正对杜怀有不满。此刻又接到常的函电，更是火往上撞，遂立即回津。

　　12 月23日上午褚玉璞抵津后，常立即将白的控诉状递上去。褚一边阅状，常一边在旁说到：“此事在整个天津城闹得很凶，但现在还没有人知道白跳楼的真相，若是消息透露到外界，恐怕对尊兄和您都十分不利，留着杜终究是个祸害，不如借杜营私舞弊之名，将其处决!”褚沉吟了一会儿，突然将状纸往桌上一拍：“将杜笑山立即枪毙!”常说：“我们警察厅可没有枪毙人的权力呀?”褚说：“你没权，我还没权吗?”说罢顺手拿过一张纸，大笔一挥，写下了“令警察厅枪毙杜笑山，立即执行”几个大红字。常接过褚的手谕，如获至宝。他惟恐褚再变主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拘押两月的杜笑山立即从警察厅提出，五花大绑将其押上监车。杜身着蓝色长袍，绮霞缎马褂，头戴青缎红结小帽，脖子上还围了一条毛线巾。当知道自己已被判了死刑后，杜的脸色吓得惨白，在监车中不停地大骂常之英，并要求面见褚玉璞。但哪里有人理会他。下午2时许，监车行抵上权仙前刑场，行刑人将杜拉了下来，此刻，杜已站立不住，瘫跪在刑场上。但闻“砰”地一声，杜即倒地毙命。以“善举”而欺世盗名的杜笑山，最终得到了这样一个可耻的下场!

　　24日，《大公报》报道了杜笑山被枪毙的消息，并在天津街巷张贴了布告。布告上写到：

　　为布告事。照得前天津警察厅屠兽场场长杜宝贤(即杜笑山)，自承充场长以来，出纳公款、营私舞弊、贪图私利、违背职务，种种不法行为，均经查明有据，实属触犯《官吏犯赃治罪条例》第二条第一、第二两项之罪。应即依本条例规定，处以死刑，以儆官邪，而昭训戒。除于本月23日将犯杜宝贤提案，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外，合行布告商民人等一体知悉。此布。

　　此后，褚玉璞因前方战势紧张又火速回到徐州。常之英趁机霸占了杜笑山的全部家产，虽然杜笑山之兄杜宝桢一再输通运动，但也无济于事。

　　杜笑山死后，八善堂无人主事，随即瓦解。其他原合并进来的善堂、善社又都恢复了原状，南善堂所在地址又由樊荫慈、武孟和、雷丹林及钱玉堂等人主办，呈准于当局改组为积善社。“蕴山”小学也改为积善小学。翌年，杜家迁入法租界内，并从此销声匿迹。

　　1928年6月，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最后崩溃，褚玉璞退出天津。1929年初，张宗昌、褚玉璞率残部在烟台登陆，被驻扎在胶东的刘珍年包围后生擒，后被刘活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