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被害，杨三姐偕兄鸣冤。

　　这个故事已经是家喻户晓，也是民国八大奇案中被搬上艺术舞台次数最多的一个。

　　清朝末年，在今河北省滦县甸子村有一户杨姓人家。杨家是当地雇农，其主人名叫杨玉清，杨玉清就是杨三姐的父亲。他前后共育有一子三女，杨三姐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其学名为杨国华。

　　遵循结“娃娃亲”这一风俗习惯，杨玉清便在她们尚且年幼时就为之选好了婆家：大女儿嫁给了滦县绳家庄一户姓金的小康之家，二女儿则许配给本县高家狗庄高贵章的六儿子高占英为妻。在高、杨两家订亲时，高占英的父亲高贵章只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但高贵章不久之后却突然发迹，成了远近闻名的暴发户。

　　高贵章成为财主以后，高占英因此被送进滦县传习所(即滦县师范学校的前身)去读书，期满毕业后又回到村里教书。

　　眼看着儿女都已渐渐长大成人，杨玉清和高贵章便依照原来的婚约，为高占英和杨二姐举办了婚礼。这场婚事办得有声有色，相当体面和排场。那时候，不少人都夸杨二姐“真有福气”，可是，婚后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美满，自从进入高家的大门后，她就发现丈夫高占英对自己的态度很冷淡，原来高占英自恃家中有钱，且又念过几年书，因而觉得高人一等，看不起家境贫寒的杨二姐。高占英火气很大，有时甚至对妻子毫不留情地大打出手。杨二姐心中虽然感到颇为凄苦，但她身为一个贫弱的小女子，也只好百般忍耐，忍气吞声。

　　在1918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杨二姐突然于当日夜间死亡。次日一早，高家立刻派人赶到甸子村，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杨家。

　　当时，杨玉清、杨国恩父子正在外面打短工未归，家中只有杨二姐的母亲和妹妹杨三姐。送信的人告诉杨家母女说：杨二姐因患“血崩”，已于前一天晚上不治身亡。二人惊闻噩耗，顿时如遭雷击，痛彻心肺。但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既然杨二姐是“患病”而死，杨家母女也没什么好说的。

　　随后，杨三姐陪着母亲前往高家吊孝。母女二人含悲忍痛，看到杨二姐的尸身时，禁不住又悲从中来，痛哭失声。

　　杨三姐生于1902年，此时仅有十六七岁。但别看她小小年纪，却心细如发，而且一向很有自己的主意。正当母亲在那里呼天抢地放声大哭的时候，杨三姐突然发现二姐的嘴角尚有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血迹，而且她的右手中指被人用布包扎起来了。

　　见此情景，杨三姐顿时心生疑窦。但没有真凭实据，她也不敢断定高家到底是否故意隐瞒了事情的真相。

　　过了几天后，恰逢甸子村举行庙会，附近许多村庄的人都纷纷赶来参加。有几个从高家狗庄来赶庙会的乡亲碰见杨三姐时，又和她谈起了杨二姐突然死亡的事。这些人似乎了解一些内情，他们颇为气愤地告诉杨三姐：“你姐不是好死的!在她死亡的那天夜里，我们村有人上厕所时听见从高家传出了哭闹声。当时声音很大，折腾了好一阵子呢。”

　　闻听此言，杨三姐心中的疑团更重了。这些话使她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怀疑没有错，遂断定姐姐的死其中必然大有文章，高家的人一定在撒谎!

　　她立即匆匆赶回家，将高家狗庄乡亲们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家人，并说出自己的怀疑。此时，杨国恩已经随父亲从乐亭回来了。他听了妹妹一番话，认为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兄妹二人当即决定去县城告状鸣冤。

　　1918年农历四月十四日，杨三姐在哥哥杨国恩的陪同下，骑着一头毛驴来到了滦县县衙。他们拿着事先请人写好的状纸，伸冤告状。

　　当时，出面审理此案的是滦县县衙里一个名叫牛成的帮审。所谓帮审，其职位相当于副县长，主要职责就是处理各种刑事案件。面对牛成，杨三姐口若悬河，义正词严，滔滔不绝地详细说明了自己对姐姐死因的几点怀疑，断定她并非因病死亡，而是另有原因。同时，杨三姐又举出了高家狗庄几位村民的说法为证，可谓言之凿凿，情理俱在。

　　于是，牛成当即派人传讯被告高占英到堂受审。高占英来到后，仍然口口声声地辩称杨二姐确实是“因病而死”，杨三姐的怀疑毫无理由，其推断根本不成立。

　　在大堂上，原告与被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双方唇枪舌剑，见此情景，牛成感到一时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于是宣布休庭，并说等到进一步调查后再对此案开庭审判。

　　几天后，牛成再次审理了此案。不料，这次他的态度与上次相比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居然当堂屡次为高占英进行开脱。而对杨三姐的说辞，他却完全置之不理。牛成还斥责杨三姐说：“你小小年纪，无端猜疑，不足为据。 杨二姐确系因患“血崩”而死，这一点已经有人证实了。”

　　随后，牛成煞有其事地说：“传证人上来。”当证人上来后，杨三姐扭头一看，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高占英的同族之人高作庆。此人是高家狗庄的村医，平日里唱给乡亲们看病。高作庆以当事人的身份一口咬定说，自己曾经为杨二姐诊治病情，可以证明她确系患妇女病“血崩”不治而亡。

　　杨三姐明白，高作庆与高占英不仅是同族，而且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正因如此，所以，她认为高作庆的话中肯定有诈，因而不足以作为证据。为了揭穿他们的谎言，澄清事实真相，杨三姐当即向牛成提出了开棺验尸的要求。牛成略略迟疑后，即对杨三姐的请求表示不同意。他说，如今认证俱在，本案事实清楚，无必要开棺验尸。

　　实际上，杨二姐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血崩”病致死，而是被高占英杀死的。如前所述，高占英之所以杀死妻子，原因之一就是嫌贫爱富，除了这一点外，高占英杀死妻子的另一个因由，则是他与五嫂金玉的奸情败露，嫌弃杨二姐碍眼，所以便欲除之而后可，心中渐起杀机，终于痛下毒手。此时，高占英发现，杨三姐和杨国恩是块不好啃的 “硬骨头”。于是，他多次托人到杨家说和，表示愿意用20亩田地外加一头耕牛作为赔偿，劝杨家人不要再上告。结果，所有上门的人无一例外都遭到杨家兄妹的严词拒绝。

　　杨三姐、杨国恩提出开棺验尸以查明真相的要求被牛成一再否决后，他们渐渐感到，此案在滦县县衙已经不可能获得公正的裁决。但是兄妹二人并没因为绝望。而是准备继续上告。

　　杨家兄妹奔走相告、勇敢告状的举动，当时得到了众多乡亲的支持。因杨家原来是由本县庄村搬到甸子村的，故在事件发生后，门庄的杨姓家族更是群起相帮，每户捐献了一块大洋，赞助杨家伸冤告状。

　　在滦县告状失利后，杨三姐、杨国恩又把一纸诉状递到了天津高等检察院。由时任厅长华治国受理(并非戏曲中所说之杨义德-杨梆子)该院人员接到诉状一看，很快断定此案十有八九存在冤情，于是决定接受杨家兄妹开棺验尸的请求，并有检查院院长亲临坟地现场，负责指挥处理具体事宜。

　　天津高等检察院将开棺验尸的时间定为1918你农历七月初二，此时距杨二姐死亡时间将近四个月了。早在验尸前三天，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高家狗庄周围十数里的客店均已注满，方圆数十里的人纷纷而至。

　　由于围观之人实在太多。加上众人都想向前凑近看个清楚，挤拥中许多人的帽子都被弄丢。而现场维持秩序的法警为了维持秩序甚至抽坏了几根马鞭。可见当时的围观人数之多。

　　当有人把杨二姐的坟墓掘开、棺材盖打开后，负责验尸的人便开始验尸，很快便从死者阴部去除了一把尖刀。在死者的裤内还塞满了白灰，这是高占英杀人后用来止血的。

　　据知情人透露，杨二姐在被杀害当晚，有人曾看见高占英在磨一把尖刀。杨二姐似乎也对丈夫的杀机有所察觉，便去找公公高贵章哭诉，说担心自己被害。

　　高贵章却说：“他不敢哪!你就安心去睡觉吧!”结果，杨二姐便在当夜被杀害。

　　至此，杨二姐被残杀的真相完全大白于天下—无论高占英在如何狡辩已经没有用了。

　　1919年10月6日，当时天津出版的《益世报》在“本埠新闻”中发表了一则短讯，说：“滦县高占英谋杀其妻一案，经高等审判厅判决，判处死刑。”

　　最终，杨家兄妹的艰辛终于有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