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长午夜神秘死亡

　　李震，1938年参加革命，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6年，李震由沈阳军区副政委的任上调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实际主持公安部的日常工作，当时谢富治兼任部长。1970年谢富治得癌症治疗，李震即接替了谢富治的工作。

　　1973年10月，李震被人发现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在当时条件下，公安部长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形势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分析案情后，认为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因此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委托华国锋负责破案工作。1974年1月，经侦查人员大量调查研究，解剖尸体化验，现场痕迹检验，以及各种方式的模拟试验，完全证明李震是自杀而死，死亡时间是 1973年10月21日晚上午夜。

　　然而，关于他为何自杀却不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为什么要自杀，而且为何偏偏要在午夜跑到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自杀，而不是自己家里或者办公室内?1977年3月，经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告，中央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报告称：据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畏罪自杀。

　　这样的说法当然难以服众，因为公安部长李震自杀时林彪已死亡两年有余，当时和林彪关系紧密的几个人如黄永胜、邱会作等人早在“九一三”事发不久后就被抓起来了，如果是他们供出了李震，怎么会需要两年时间呢?而要说与江青阴谋败露有关那就更不可信了，因为如果事情败露，为何江青一伙在当时没被抓起来呢?

　　范长江尸体浮于水井

　　范长江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泰斗，以他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已成为我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

　　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遭到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的人员来到河南省确山县五七干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白天搞基建和劳动生产，晚上搞“斗私批修”活动。与众不同的是，其他人员空闲时可与周围群众接触，而范长江却受到专人监管，不准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否则非打即骂，或者开批斗会。

　　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来，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忙和负责监管他的人一起查找。五七干校大门前不到100米处，是范长江经常劳动的菜地，菜地旁边有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结果在菜地边的那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据目击者称，干校的人找来几个人，把范长江的尸体用塑料布裹着，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草草掩埋了。而死去的范长江，被干校的人定性为畏罪自杀。范长江的死信息更少，他到底是不是自己投的井，又是怎么逃过专门监管他的人而投井的，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1978年12月27日，范长江平反大会暨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邓颖超、聂荣臻、胡耀邦等分别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但究竟是怎么死的，至今无确切说法。

　　阎红彦猝死秘密军事基地

　　1967年1月8日，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开国上将、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在昆明军区的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突然去世。

　　阎红彦死得有点“不明不白”。有关传记中只一句“阎红彦已经停止了呼吸”简单了事，让人一头雾水。著书的说“事后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但没有文字记载现场有物证，似乎证据不足。有的说阎红彦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逼迫而自杀，理由是阎红彦跟陈伯达结怨颇深。但“文革”中，受迫害的并非阎红彦一人，有许多人都是斗争到最后一息，而且阎红彦是唯一一个所谓自杀身亡的上将，这不得不让人生疑。

　　更奇怪的是阎红彦当时并没有被打倒，仍然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也没有被开除党籍，虽然当时造反派曾要批斗他，但秦基伟将军为保护他，把他藏了起来，并没有被斗得很厉害，相比于他的一些战友，阎红彦将军已经很幸运了，他的战友们都没自杀，经历过战争年代的阎红彦为何要自杀呢?

　　还有一种推测说，阎红彦是因为接了陈伯达的一个电话，被陈骂了一顿之后，气上心头，心脏病突发而亡的，但也缺乏证据。总之，阎红彦之死，疑云仍然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