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罗斯·特里尔所著《毛泽东传》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1974年3月14日，苏联一架米-4武装侦察直升机越入中国新疆境内纵深70余公里，被中国公安机关扣留审查。查明原因后，1975年12月27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联大使馆，决定释放机组成员，交还直升机。长期以来，外界对于此事的具体情况无人所知，前不久，俄罗斯《军事铁路人》周刊记者瓦连金·扎伊采夫专门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入调查。

　　运送病人还是蓄意侦察?

　　1974年3月28日，苏联外交部致函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新权，再次就米-4直升机越境事件进行沟通。信函中称，3月14日，苏军一架米-4直升机在接送重病士兵的过程中，在天气恶劣和燃油耗尽的情况下迫降在中国境内。米-4直升机机组人员在迫降前将详细情况向机场做了汇报，因此米-4直升机的行为绝非 “有意冒犯”。同时，苏联外交部还坚决否认了中国的“蓄意侦察说”。苏联方面在解释的同时，急切要求中方返还直升机和机组人员。

　　从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起，中苏两国边境不断发生摩擦。不过，这次米-4直升机事件在经历19个月的起伏跌宕后，最终得到圆满解决。当机组人员返回苏联后，他们对国内关于此事的虚假报道惊愕不已，不光谣言泛滥，连苏联国家电视台和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们也对中国进行了大量不实报道。例如，有人称，3名机组人员在中国被俘之后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其中一人被逼疯，一人自杀，另一个将面临长达20年的牢狱生活。这种谎言不论对谁、对哪个国家都是有害无益的。

　　为了查清事情的真相，记者瓦连金·扎伊采夫专门采访了事件当事人弗拉基米尔·戈里高利耶维奇·布切利尼科夫。

　　从蒙古到中国

　　1974年3月14日，一架编号为“24”的苏军米-4直升机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斋桑泊机场起飞，前往一个偏远的阿尔泰村庄，那里驻扎着一个边防哨所，一名士兵病情严重。机长是亚历山大·库尔托夫，他还兼任导航员。驾驶员亚历山大·乌兹科夫，机械师就是正在接受采访的布切利尼科夫。航程刚刚过半，他们接到风暴警告，不久他们就看到前面山头上笼罩着一层厚厚的积云，高度在4500米左右。进入云层后，机组人员很难确定自己的方位和前进的方向，就在此时，直升机上的无线电通信系统也失灵了。

　　此刻，米-4直升机已经起飞4个多小时，燃油快耗尽了，只得紧急迫降。当直升机降落在一个山谷里后，他们发现远处都是带着大檐帽的牧马人，他们以为自己是飞进入蒙古国境内。于是，他们不得不再次起飞，当直升机穿过一条河流后，机组成员觉得现在总该飞回苏联了，于是就第二次降落下来。布切利尼科夫率先爬出机舱，来到一个小山坡观察情况，很快跑回来报告，“直升机正在被一个不明的民兵组织包围，他们手里还拿着武器!”机组人员立即关闭好舱门，随后舱门外就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经过辨别，外面的人说的是中国话。

　　在中国期间看苏联电影

　　一会儿，中国民兵就将米-4直升机上的苏联军人一一押出来。到了村里，中国人给他们端来了羊肉、馕和奶茶，尽管双方语言不通，但可以看出中国人并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随后，从远处赶来的中国边防军人用汽车将他们押往乌鲁木齐，在新疆监狱，开始了审问。过了一段时间，中方监管人员放宽了对他们的要求，允许他们在院子里散步，打乒乓球，到服刑人员俱乐部看电影，有时还放映一些苏联影片，例如《列宁在十月》《誓言》和《伟大公民》等。在197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一天，有人专门给他们送来了当时中国最流行的白酒——“竹叶青”，这让他们深受感动。

　　1975年夏，一架伊尔-18客机将 3名机组人员送到北京郊外的一座大型监狱。随后他们还受邀参观包括“友谊”人民公社、石油化工厂和著名的北京烤鸭店，最后还去了长城，布切利尼科夫兴奋地在城墙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返回监狱后，他们终于见到苏联驻中国大使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大使告诉他们，中国已经撤销对他们犯有间谍罪的指控，并同意送他们回国。

　　伟大的中国人民没有错

　　回国后，“怀疑一切”的克格勃没有怎么为难他们，只是简单地数落了他们一通，要求他们在以后执行任务时要多加小心。

　　两年后，除机长库尔托夫外，其他两人都被安排转业。布切利尼科夫返回家乡乌克图斯，在一家航空公司担任飞行员，并成为该公司最出色的飞行员之一。在结束采访时，记者问布切利尼科夫是否对中国人怀有怨恨，他激烈地反驳道：“我对中国同志绝对没有一点怨恨。”他认为，当时中苏关系极端对立，不论两国政府如何斗争，但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没有错的。随后，他从柜子最里面找出一张照片，是在中国长城上拍摄的，照片上还印有一行汉字，写的是“万岁，万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