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战前到战时的特高警察，是暗黑时代的象征。战后，随着国家的民主化，虽然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其实态却并不为人所知。在各都道府县编纂的《警察史》中，特高警察所实施的种种暴行及假特高之手所犯下的种种国家犯罪，被诸如“由一部分警察职员所制造的思想取缔问题”、“战败后，特高警察解体” 等轻描淡写的记述一带而过。由于美军占领期间，对前特高警察参与刑讯逼供、人身虐待的犯罪行为的追究本着自行申告原则，绝大部分相关人员，并未遭到申告，因而免于被追究;而极少数受到追究、被开除公职者，也在风头过后实现了“社会复归”——重新回到警界。

　　这种状况的发生，当然与美军“首鼠两端”的占领政策及对日民主化改造的不彻底性有关。战后，由于害怕像德国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那样被彻底地追究、整肃，特高警察自行销毁了绝大部分犯罪证据，不仅成功逃避了政治整肃，而且“有效地”使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本身“蒸发”、“风化”。乃至在战后60余年的今天，唯独这段历史，当事者的口述、回忆等一手资料，几乎已被湮没。而重新发掘，在物证人证都已消灭的情况下，无异于沙漠上起楼阁，难乎其难。后人只能根据有限的史料，来最大限度地还原这个庞大的暗黑王国创设的背景和过程，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了解这个王国，对于我们理解日本社会，特别是弥漫其中的保守化特征有着重要意义。不能正视这样的历史痛苦，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何其难也!

　　缘起：“大逆事件”

　　“大凡对那些试图破坏国家现状、扰乱社会秩序……否定国家体制之徒，国家将不得不走自卫的道路。”在1911年3月(明治四十四年)召开的第二十七届国会上，内务大臣平田东助痛陈国家在“危难”关头，奋起维护稳定的必要性。结果，就在这次国会上，出台了一个新政：从当年8月21日起，在警视厅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课”(课相当于中国行政体系的处)，以应对国内日益升温的赤色思想宣传和社会政治运动——这就是被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简称“特高”)的秘密警察组织的由来。

　　导火索是一年前的“大逆事件”。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被诬私制炸弹，密谋刺杀明治天皇，24人被捕(罪名是“大逆罪”)，其中12人被处刑。然而，史料表明，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卑劣的政治构陷，目的是绞杀尚处于摇篮期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幸德秋水在终审法庭上痛斥公诉方：“连一个证人调查都不做，却胆敢作出如此判决—— 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汝等要知耻!”

　　但在当时，因真相完全被屏蔽，事件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桂太郎首相假惺惺地对明治天皇表示，要承担出现“皇国前所未有之罪犯”的责任，并提交了辞呈。天皇则表示，“事件系随时局变迁而伴生的余弊”，内阁并无责任，驳回了桂的辞呈。

　　彼时的日本，正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兴未艾，而资本主义文明尚未完全成型的时期，如细井和喜藏在其著作《女工哀史》中所描绘的工人低工资、劳动时间过长等“低人权”现象普遍存在。劳动者的不满自然导致怠工、罢工的出现，且这种自发的反抗，日益成长为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理念的民众有组织的社会运动。而这恰恰是统治层所恐惧的，奋起维护稳定，是其本能的诉求和现实选项。事实上，创设之初的警视厅特高课，仅下辖两个系(行政权限上从属于课的部门，相当于中国的科)：特高系和检阅系。后者主要负责新闻出版审查;前者则负责各类行会、同盟的罢工、罢市活动的取缔和爆炸物取缔。可见，特高创设的背后，确有应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背景。

　　尘封的“黑匣子”

　　围绕如何取缔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统治层内部有两派意见。在桂太郎之前任首相的贵族长老西园寺公望持相对温和的立场，认为以强权解散社会主义政党，无异于逼迫他们转入地下，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而桂太郎则持强硬立场，力主“社会主义根绝论”：“虽然目前是烟幕状态，一旦延烧起来的话，将无法收拾。”